传奇将军孙毅 如何创造长征奇迹
彼岸花开 2016-10-12
孙毅
一
孙毅，原名孙俊华，1904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从小家境贫寒，他小学没有读完，便被迫四处漂泊，给人家干活，生活一直没有着落。
1923年夏，孙毅来到河南开封报名参军，被编入河南陆军开封补充营第一连。在旧军队的四五年中，孙毅结识了一位后来对他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朋友――赵博生。
作为一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人，赵博生1930年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一职，奉命南下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均遭失败，被困于江西宁都。当时，部队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瘟疫蔓延，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几个月中便死去了几千人。赵博生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不满。九一八事变后，他曾请求北上抗日，被蒋拒绝。这让他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而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一直都在寻找共产党。1931年10月，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帮助下，赵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孙毅转战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处，当上了中校参谋。因为两人同系河北老乡，所以赵博生常常以老大哥和知心朋友的身份和孙毅聊天，有意无意地谈起工农红军的事。有一天，赵博生对孙毅说：“根据地对二十六路军散发的传单和路边墙上刷写的标语中，有一条‘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的标语，不知老弟看到了没有。”
孙毅回答说：“看到了。”
赵博生继而说：“我们所住的、穿的，全是工人做成的，我们所吃的也全是农民流着血汗耕种的，离开了工农劳苦群众，我们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想着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我看红军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队伍，我们不如去联合红军一同抗日。”
在旧军队奔波了多年的孙毅，此时也已彻底认清国民党政府反动和腐败的真面目，因而对红军队伍充满向往。
当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驻地江西宁都县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被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孙毅任十四军侦察科长，随后又调任红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参谋长。就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成了孙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的意思。1933年1月8日，赵博生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宁都金狮渡战役中壮烈牺牲，孙毅无比悲痛。
二
1934年8月，江西瑞金沙洲坝军委总部的大门口，人员出入频繁，一片忙碌景象。时任红军学校教员的孙毅被军委总部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叫去。叶剑英递给他一杯清茶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当前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应付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中央决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确定由张经武出任教导师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你任参谋长。今天请你来，一是正式通知你，二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
对党一贯忠诚的孙毅深深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军委对自己如此信任，他立即表示服从军委决定。
早在1932年，孙毅便与张经武、何长工同在红军学校工作，那时，何长工任校长，张经武任教导团团长，和孙毅相互之间十分了解。要和老战友再次共事，孙毅十分高兴。
刘伯承接着说：“任务紧急，教导师必须在8月底组建完毕，9月开始训练，师部地址就设在陈村。鉴于何长工目前还在反‘围剿’前线，你的任务就是协助张经武尽快把教导师组建起来。”
从总部出来，孙毅快马加鞭，迅速赶到了离瑞金19公里的陈村，与张经武一道，全力投入部队的组建工作。当时军委决定，教导师由瑞金、会昌、兴国、汀州、雩都、石城等十几个县的独立团、营、补训团、营和游击队组成。下辖3个团，每团1700人左右，加上师部各直属队，共6000余人，成员都是土地革命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年纪在17至22岁之间。8月底，教导师按期组建完毕。全体官兵便在张经武、何长工、孙毅的指挥下，投入紧张的训练中。
由于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10日，是教导师奉命出发的第一天，6000余名红军健儿，特别是江西老表，就要离开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远征的道路，各连队都杀了猪，共聚午餐。
当天上午，张经武从军委总部会议室出来，火速赶回师部，传达了总部会议精神。可是，有一件事使他难以平静。会后，他把孙毅叫到了自己房里，面带为难之色地说：“老孙呀，有件事你可能预料不到……”
“什么事?”闷在葫芦里的孙毅追问着。
“你可别生气呀!”
“到底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这时，张经武才不得不把事情全盘端出。原来，在布置完远征任务之后，大家在讨论领导干部乘马问题时，一贯独断专行的军事顾问李德，得知孙毅是从白军起义过来的，便把手中的铅笔一挥，将孙毅名字下的“马”字划掉了。张经武从团结的观点出发，据理力争，也都无济于事。张经武为难地说：“老孙同志，看来，你要吃苦了。”
向来性格开朗、处事大度的孙毅，面对即刻出发远征的军机大事，对于有无马骑这区区小事也不太在意，尽管对这位洋顾问有些气愤，但他还是忍住了，并幽默地说：“没有了四条腿，但我还有两条腿嘛，师长就放心吧，我绝不会掉队的。”
下午4时，嘹亮的军号声响过之后，6000余名教导师战士全副武装，昂首阔步走向高围村附近的一块沙丘地，这是出发前的誓师会场。此时，成群结队的群众已围满了沙丘地周围，他们举着红旗，敲着锣鼓，唱着歌曲，提着慰问品，准备欢送自己的子弟兵。
张经武、何长工来到战士前面，与大家见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经武代表全师官兵感谢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感谢瑞金地方干部与父老兄弟的热烈欢送。
在宣布行军序列后，孙毅便插入队伍和战士一同出发了。
三
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密，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统称为“红星纵队”。对于这样重大的战略转移，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决定将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修理枪械的兵工机器等统统带走，并决定由教导师承担这一任务。
上千件东西，包括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以及用稻草、各色布料绑捆的、需要三五人甚至十来个人才能抬着走的机器部件，全由教导师战士肩挑杠抬，行动十分缓慢，从瑞金高围到洛口25公里，走了16个小时。为了赶上大部队，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战士到了疲劳的极限。
部队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了江西、广东交界的大庾山，这里到处都是悬崖陡壁，只有一条崎岖小道，加之天不作美，不时下着小雨，要抬着这些笨重的物资行走在这泥泞的小路上，比上天还难，不少战士掉下悬崖牺牲了。很多基层干部战士来到孙毅身边，对“负重转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当天宿营后，孙毅把情况向张经武、何长工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经过认真讨论，张经武决定由孙毅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请示，今后遇到危险路段时，把多人抬的机械部件丢下山涧，减免部队伤亡。第二天，总部复电，批准了这一要求，署名是刘伯承的亲笔签字。
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怪石林立，深渊万丈，其中虎背山更是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势。战士们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往陡坡上攀登。抬着大机器的战士更是寸步难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张经武、何长工、孙毅商议后果断作出决定，将两人以上抬的机器部件全部处理掉。战士们兴奋地打开草包、麻袋，能砸的砸碎，砸不碎的，便顺着悬崖推了下去。
将百余个大件处理后，近千名战士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剰余的400多担装有各种物资的箱子，仍由战士轮流挑着前进。
教导师随红军大队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来到了敌人在湘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12月1日，在长达15公里的战场上，红军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拼杀，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堵住了十几万敌人，成功渡过了湘江。教导师根据朱德指示，日夜行军，一渡过了湘江，随即向湘、黔边界的通道县进发。
途中，部队要翻越2000米高的老山界，而且路段十分险要，行走困难。在险陡的雷公崖路段，眼看20多匹骡马摔下去不见踪影，不少战士因为疲劳过度，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摔下悬崖声息断绝。张经武、何长工、孙毅含着悲痛，默默送別自己的战友，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教导师负重长征走了两个多月，减员到了极其惊人的地步，6000余人剩下不足一半。关键时刻，中央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教导师编制，其人员分别补充到第一、第三军团。并决定甩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
会后不久，刘伯承来到教导师，向科长以上干部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宣布张经武调军委分配工作，何长工调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孙毅去军委干部团任职。
1935年1月5日，教导师到达乌江江界渡口，除武器、弾药、粮食、医药外，把所有机械部件投入了乌江。随后，孙毅按军委指示，担任军委干部团作战科科长，继续率部长征。
四
调军委干部团之后不久，孙毅又被调往国家政治保卫团任参谋长，和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一起共事。这个团辖2个营，人员精干，装备优良，每人都佩有长枪、短枪、大刀3大件。
说起“参谋长”这个职务，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孙毅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团后，没有明确任职，随后他背着背包跟随保卫团走了3天，这期间，一直没有领导找他谈话，也没给他分配任务。直到第三天晚上，孙毅在团部桌上看到军委一份干部任命通知，其中一行写着：“任命孙毅为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但仔细一看，“参谋长”的“长”字已被人用毛笔圈掉了。没有这个“长”字，“参谋长”就变成了“参谋”。
目暏这份任命状，孙毅这才明白没人找他谈话的缘由。他没有生气，也没去问个究竟。他心里十分坦然：没有马骑，我也走过来了，今天不当参谋长，又有什么关系呢？
快到遵义的时候，团长姚喆找到孙毅说：“胡子，真对不住了，几天都没给你分配工作，昨天，我同邓发局长说了，你还是参谋长。”
1935年1月9日，中央机关进入贵州遵义城，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期间，孙毅所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团驻守城南，任务是确保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
1月的遵义，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寒气刺骨。孙毅毎天带着干部在街上巡逻。1月16日凌晨1点多钟，他和两名干部在街上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两个人正迎面走来。孙毅立即示意后面两人放轻脚步，注意观察。待前面的人走近时，孙毅仔细一瞧，原来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正在交谈，看样子是刚刚散会。孙毅当即走向前去，敬个军礼，并向他们问好：“首长好！”
“孙胡子！”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孙毅，接着向他们表示了问候：“同志们辛苦了！”张闻天摸了摸孙毅身上单薄的衣服，关切地说：“夜间天冷，要多穿点衣服，不要冻坏了身体。”
“感谢首长的关心！”孙毅3人向毛泽东、张闻天告別后，继续沿街巡逻。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孙毅手捧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心情十分激动，逢人就说：“毛委员又回来掌舵了！”
遵义会议结束后，国家政治保卫团撤销，孙毅先后任红三军团第五师侦察参谋、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侦察科长。
五
1935年5月20日，红军攻克冕宁，进入彝族聚居区，为了取得彝族人民的支持，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途中，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正当两人根据彝族习俗歃血为盟的时候，红三军团的一名司务长因侵犯彝族同胞的利益，引起彝民愤怒，向红军群起而攻之。彭德怀派人调査后，为避免矛盾深化，影响红军北上，对事情作了严肃处理，枪决了这名司务长。随后，彭德怀叫孙毅书写了几张判决布告，盖上他的印章，张贴在山寨路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以教育部队，安抚民心。
红军顺利通过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后，抢渡泸定桥，来到了夹金山下。夹金山，主峰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下起冰雹，忽而狂风大作，民间素有“神山”之称。要翻越这座大雪山，对长时间跋涉、生活艰苦、体力虚弱、衣服单薄的红军来说，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叶剑英把孙毅叫来说：“胡子，你这个侦察科长带几个人去，找些民众了解一下，问问他们，看怎样过雪山损失才会小一点。”
孙毅马上带上两个参谋来到了硗碛村的几户村民家访问。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说：“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要多穿衣服，上山前多喝些姜汤或辣椒汤，最好每人拄一根棍子，防止摔倒。”接着，老大爷还严肃地对孙毅说：“在山上行军，要做到四不准：不准说话，不准嬉笑，不准坐地，不准……否则会引起山神发怒，性命难保。”
孙毅回到部队，原原本本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说：“我们共产党不相信‘山神发怒’的说法，但这是当地村民的经验之谈，对我们爬这座大雪山很有启发，我们就按村民说的去办。”随后，叶剑英口述了4条指示：一、爬越雪山时不要走得太快；二、相互之间不要说话；三、任何人不能坐下来休息；四、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还要求各部队准备好足够的生姜、辣椒，发给每位指战员。根据叶剑英的这几条指示，孙毅起草了一份通知，发给每个连队，进行传达。
在高高的雪山上，孙毅手拄着棍子，和战友们手拉手，艰难地向山顶攀爬，肚子饿了，吃口炒面，口渴了，就抓把冰雪塞入口中。不管多么累，多么疲乏，大家都不敢坐下来休息，因为大家听了孙毅起草的通知，深深知道人的身体困乏到如此极限的程度，只要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爬过雪山，前面又是一片白茫茫的沼泽和草地，同志们一脚踩下去，稀泥立即淹没膝盖。每走一步，都如负千斤，一些战士稍不留神，便陷进了泥潭，无影无踪。每当想起这些战士，孙毅心中都充满悲痛。
历经千辛万苦，10月19日，孙毅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终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孙毅这位铁打的汉子终于用双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途。
2003年7月4日，孙毅在北京逝世，成为开国将领中少见的“百岁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