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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关系 丁玲的魅力何在?

彼岸花开 2016-10-09
丁玲和毛泽东

丁玲和毛泽东
  丁玲是现代的女作家和散文家,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如果选一位女作家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风云、历史风云,那是非丁玲莫属的。
  丁玲在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有情爱,却又远不止于情爱。当萧红在爱情中很受伤,悲戚地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时候,丁玲已在写她的《“三八节”有感》,向男权宣战。最厉害的是,她是在当时全中国最进步、最代表先进文化的地方——延安——写作并发表她的这篇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仍然余震不小的大作的,如果不是时代先锋,她怎么会与时代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在前方征战的大将们很恼火,贺龙就嚷嚷过: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新女性丁玲,是独立自尊的,当时有同志想撮合她与彭德怀,丁玲不想做首长夫人,她还是要当作家,要写作。但是当爱情来了,心高气傲的她可以去追求名气、地位都差她很多且年龄小她十三岁的抗大学员陈明。英俊帅气的陈明,当时被人们嘀嘀咕咕叫做“丁玲的小丈夫”,心里很烦,也试图逃避,和另一位女性匆匆结婚还有了儿子,但最终忘不了陷于痛苦的丁玲,于是又匆匆离婚,回到丁玲身边。丁玲说,随他们说去,说个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极其坦荡的大姐大的范儿。后来,当丁玲在中国的政治风云中被折腾,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祸首,在巨大的压力下,陈明表现出大丈夫气概,侠肝义胆,从北京到北大荒,直至丁玲生命结束,陈明始终与丁玲共命运,鞍前马后,把丁玲照顾得好极了。这时人们才恍然,丁玲的眼光够“毒”的,当时她抓住了陈明,就抓住了后半生的幸福。
  记得一位与丁玲关系很近的女士对我说,什么某某、某某某,有的自吹丁玲爱上他,都是胡说!老太太挑剔着呢,在她眼中那就是粪土!的确,优秀男人丁玲见多了。她毫不隐瞒自己的一生情爱,曾大大方方写在文章里:她最纪念也频,最怀念雪峰。她与胡也频是两小无猜,英文里叫做puppylove的那种,遇见冯雪峰,是真的动了情,两人都动了情。虽然没有终成眷属,两人一生是比较惦记的。当时丁玲是要不顾一切扑过去的,胡也频当然很痛苦。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丁玲被捕生死不明,他们的朋友沈从文写了《记丁玲》怀念故人,其中就写了那时的三角情感状态。丁玲不高兴,斥为“格调不高”。也怪,沈从文写他的湘西,写他的《边城》,是那样纤尘不染,而他的《记丁玲》以及他的有些文章的确是另一副笔墨。也许问题关键在于,丁玲是上“要闻版”的人物,而《记丁玲》却像是“娱乐版”文章。
  丁玲的被捕当时惊动朝野。一班朋友打探消息、积极营救。鲁迅在那时写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丁玲女士的被捕。他接受采访,说丁玲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编书,收录丁玲的作品。他建议印丁玲作品,为丁玲母亲、孩子筹款。最有意味的是,当时沈从文向徐志摩借钱,而徐手头紧,转而向邵洵美借了钱。徐志摩还创作小说《铛女士》纪念丁玲,小说没写完,后来邵洵美续写。可见当时关注丁玲的不只是左翼文人。当时一度传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还做一首《悼丁君》的诗,控诉国民党暴政,叹文坛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谓“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从南京逃出到陕北,受到中共高层欢迎。毛主席为丁玲添了一首《临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用军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转丁玲收——当时 “西安事变”才十来天,中共高层的大脑正飞速运转着应对方案,毛主席高人有异行,居然分神舞文弄墨有如此兴致。这样的殊荣,据说只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享受过。这二位后来都被毛主席搞倒了。文人与政治,总是主动被动地夹缠在一起。政治家的韬略不是一般文人能看明白的。
  关于丁玲与毛主席关系的由密到疏,其原因丁玲自己也说不明白。一说是没有赴毛与江青的婚宴引起的,不过后来周扬压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江青打抱不平,促使出版的。一说是丁玲一心写作,也不常去首长那里走动,渐渐就疏远了。总之,没有合理解释。而周扬,渐渐成为党在文艺界的总管。
  周扬与丁玲至死也没有和解。周扬一生最大挫折是在上海左联时期因“两个口号”论争被鲁迅骂,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对于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们,他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倒,胡风、冯雪峰、丁玲……“文革”结束后,他逢人就鞠躬道歉,却不知为什么始终对丁玲耿耿于怀。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周扬:党正确他正确。党犯错他犯错。潜台词是,周扬与党保持一致。对丁玲,毛主席虽然在延安整风时保了她,但 《“三八节”有感》应该是给他留下了印象的。所以后来一次见到丁玲,对她说,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丁玲以为这是对她几年来与大众结合做出一些成绩的表扬,对她这个人的肯定——这也对,不过她没想到,也许毛主席还有潜台词,那就是,对丁玲还要再看几十年。
  政治太复杂。“左”了一辈子的周扬,晚年研究“异化问题”,“右”了;丁玲当了几十年“右派”,却在许多文坛后辈眼中“左”了。有一本书就叫做《左右说丁玲》,里面收集了好多人回忆丁玲的文章,各人有各自看法。丁玲去世,陈明要求遗体覆盖党旗,未被允许。不知盖党旗是否也有个规格、级别的讲究?不过陈明要求在“生平”中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虽有争议,后征求了刘白羽、林默涵的意见,最后由邓力群定稿。
  陈明先生最近新出版了他口述的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详细讲述了他与丁玲一同经历的西战团工作、整风审干、晋察冀边区土改、新中国文艺工作建设、反右冤狱、遣送北大荒、“文革”中秦城监狱生活以及平反前后风风雨雨,首次披露大量细节,是研究丁玲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书中讲一件小事也许并不重要,我却愿意抄在这儿:丁玲、陈明在北大荒没有悲戚感伤,也不嗟叹命途多舛,而是融入当地群众中,两个年过半百的人从最底层开始生活。“文革”开始,气氛更紧张了。农场老工人,老雷头,被派来监视丁玲,却对丁玲很好。一次闲谈,老雷头问丁玲可记得以前对他说过一句话,丁玲说我可记不得了。老雷头说我可记得,那天我正在缝衣服,你过来了,你说,哎呀,我今天没带眼镜,要是带了眼镜,我来给你缝。这个工人就记得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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