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与毛泽东的关系 嫡系中的嫡系
山南慕北 2016-10-04
陈伯钧
枪下留人生死情
１９２８年春，陈伯钧在红四军教导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打土豪归来，刚迈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持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枪响，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愣住了：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奋力呼唤他的名字，但一切已无可挽回，吕赤停止了呼吸。
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时任一师二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怕陈伯钧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的处置。
对吕赤之死，毛泽东也很难过，但他弄清情况后并没有马上作结论。毛泽东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讲的道理。
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几十年，陈伯钧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证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和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肝胆相照将帅情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时，率部打响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枪，并指挥部队攻入敌师部，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２０００余支，机枪４６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是不管遭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看了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诲人不倦师生情
陈伯钧一直在毛泽东身边，以毛泽东为老师，勤奋学习，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个人道德修养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在军事教育方面学有专长、成绩显著。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使陈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被委以军事教育重任，从红军教导队，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陈伯钧先后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员、教育长、校长（院长），逐步成长为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作为“培养将军的将军”，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领导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件是子虚乌有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讹传的大致说法是：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曰：“什么少将芝麻酱！”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１９３７年秋，陈伯钧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及与当地政府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印名片纯粹是从工作考虑，当时陈伯钧并未听到过毛泽东对此有什么批评。况且陈伯钧与毛泽东如此熟悉的关系，晋见领袖何须递什么“名片”？！而陈伯钧一向是大大咧咧的无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讹传讹地闹得满城风雨之时，他却全然不知。因他从未持名片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未因名片之事当面批评过他。很久以后，陈伯钧才得知，原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在一起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泽东有什么反应，越到后来这一讹传越发演绎得面目全非了。
另一件事是：１９４４年１月，陈伯钧在陇东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副旅长时，突然接到一封贺龙的来信，十分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泽东。原来是有人在贺龙面前告了陈伯钧的状，反映他称毛主席为“毛先生”、“老毛”。事实是：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泽东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泽东为“老毛”，因为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称呼。对贺龙这封批评信，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于万一。”日记还对“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的做法，甚为不满。今天看来，称毛泽东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当时陈伯钧仍诚恳地检讨说，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曾多次想向贺龙当面解释此事，但终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时挽回影响。就是这样两件事，不仅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毫无任何干连，反可看出陈伯钧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秉性刚直、豪爽，还可看出我党我军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作风：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弥足珍贵诤友情
毛泽东与陈伯钧在数十年师生、将帅、生死情之外，还有一层更为弥足珍贵的诤友情，为一般人所不知。陈伯钧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但生性急躁、多言好动，喜欢开玩笑，且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实乃蜀地一性情中人。延安时期，曾有一件事闹得陈伯钧自嘲为“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
毛泽东与陈伯钧这对诤友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１９６７年五一劳动节。那年春天，陈伯钧已被造反派多次揪回高等军事学院审讯和批斗，但仍被党中央列入五一劳动节观礼名单。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关切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简短的对话，涵盖了领袖与上将长达４０年的深情厚谊。
陈伯钧在“文革”中之所以未受到造反派更大的冲击，也是由于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一位代表是哪里人，答曰“四川达县”。“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那位代表没听清毛泽东的话，询问：“是哪位同志？”在场的周恩来立刻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是要以此种方式保护正在挨整的陈伯钧，当即解释：“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此后，造反派惧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威严，才逐渐停止了对陈伯钧的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