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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读书 称蒋介石没看懂《封神演义》因此被打败

彼岸花开 2016-09-30
范德萨

毛泽东读书
  本文摘自:《浙江老年报》2006年5月5日第03版,作者:王芳,原题为:《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他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主席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问我:“你《封神演义》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问了历史学家,但都没有说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么。
  那天我们在山上吃素斋,但菜端上来时主席看到多是鱼呀鸡呀的,他问我:“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我说:“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主席吃得很高兴,他是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素斋。
  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他都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正当我国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各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恢复了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主席来杭州,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我国比较正确地处理好了各种比例关系,从而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
  毛主席一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光辉业绩,是同他勤奋读书,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倒评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作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写出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的六和塔作比喻,说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使我们深受教育。在繁忙的岁月里,毛主席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主席读书,很注重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用来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子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我们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农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8年,我国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在这重要历史关头,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主席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主席及一些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的实际,读一段,议一段,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记得1959冬和1960春,在党内有重大意义的读书活动。毛主席主持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还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主席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这在“文革”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接见外宾,在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惘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毛主席接着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今还铭记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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