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最后的生命时光 邓颖超为何临终前说出李鹏二字
彼岸花开 2016-09-29
李鹏和邓颖超
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艰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负荷的重压，使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这个刚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上的病变，她还患上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对于邓颖超得的这个病，赵炜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这样的经历会影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实，邓颖超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人们只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会对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饶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进城后诊断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曾动过胆囊手术，不久又因胆管结石再次手术。这时，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龄的老人。1982年，在邓大姐身上出现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状，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邓大姐开始担任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个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时，邓大姐年岁已高，到哪儿我都小心翼翼地扶着，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就因为一眼没见着，邓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邓大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后正好遇见经普椿同志，她们两人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当时一见就高兴得拥抱起来。这时一位摄影记者想照相，我就主动往边上躲躲，我刚离开，邓大姐就不知怎么摔了一跤，当时把我脸都吓白了，扔下手里的祝酒辞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来。医生、护士都赶过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也关心地问邓大姐还能不能讲话，因为此时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十分钟了。
还好，邓大姐没什么事，她表示不会影响讲话，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天，我把邓大姐送上主席台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实，在这之前，邓大姐就经常出现站立不稳的情况，有时还好像要摔倒，我总是提醒家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别出事，没想到自己陪邓大姐出来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对邓大姐说，您要真摔个好歹，我也不活了。邓大姐说那不能怨你呀。我说，可这是我的责任呀。出了事我没法向党和人民交待，更对不起周总理对我的嘱托。从那以后，我陪邓大姐出去时就更精心了。在心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邓大姐出现任何情况，我都要耐心细致地把她把她照顾好，因为我答应过周总理。
1988年3月，邓大姐退了下来，此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两年以后，邓大姐的身体明显衰弱，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过五次医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邓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还是因为肺炎引起的高烧。邓大姐的情况可能不好，我心里有点紧张，要知道，一个星期前她刚从医院出来，如今又因为同样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烧不退，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悄悄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迟疑了一下坦然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钱主任的话令我心里一颤，我告诉大家要做好邓大姐长期住院的准备，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现实，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最坏的结局。
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经中央批准，邓大姐接受了一次手术，以后她的情况略有好转，在江泽民和李鹏来病房看她时还能清楚地同他们讲话。到了8月17日，邓大姐开始出现肾衰，昏迷中的她已经不认人了，我们也已经开会研究她的后事。但邓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抢救她又脱离了危险。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那天夜里，我起来看了几次，邓大姐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1日清晨五点多钟，护士叫邓大姐，她没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来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就睁睁眼睛点点头。”但邓大姐别说睁眼睛，就连一点儿反映也没有。这时她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我和护士分别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病榻前，我吻着邓大姐的额头，两行长泪顺着脸颊流下……
李鹏曾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否认自己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子。李鹏在回忆录里写到：“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