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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有的人绝不原谅 张爱萍不原谅的两个人是谁?

山南慕北 201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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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革命干部、文化工作者等人被批斗被迫害致死,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张爱萍上将在文革中同样遭受了污蔑和迫害,他到晚年也表示绝不原谅某些人。
  张爱萍:有的人绝不原谅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1974年,我见到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
  “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地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真的是认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我心中充满了悲凉,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点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的人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绝对不行!”
  原谅,一个多么高尚伟大的词,但它绝不是廉价的!人生,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他不希求头上笼一层圣洁的光环。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证明上按下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愉悦,一种满足,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成功弹冠相庆的。
  又过了10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张爱萍不原谅的两个人是谁?
  在张爱萍次子张胜所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有两个没有点名的反面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质;其二则涉及诬陷犯罪,张爱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谅他们。
  “文革”期间,狱中的张爱萍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看到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名单后,“终于恍然大悟”。不算毛泽东,政治局24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剩下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没有点名的3个政治局委员是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显然,“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那一位是许世友,当年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也是许世友。书中除了在彭德怀表态“按爱萍的意见办”后,提及作战处长石一宸的回忆: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通篇没有说过许世友一句好话。
  反面角色之二在撤销防空军时,就与张爱萍结了怨。张爱萍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张爱萍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后来,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历来“吃掉人家”的防空军司令员果然被张爱萍“吃掉”了。
  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下台,这位冤家对头升任代理总参谋长,成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顶头上司。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其扣押。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虽然张胜隐去了签名者的姓氏,但谁能代表总参党委签名呢?张爱萍本人就是党委副书记,签名者只能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12月18日,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杨成武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当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根据杨的具体指示,专案组去上海先抓了彭(彭丰根大夫,曾在上海医治过张爱萍的枪伤)的女儿、儿子,然后逼迫彭写下把张爱萍介绍到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的口供。3月5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专案组组长、总参党委书记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均为杨成武):“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但是彭被迫的伪证有个时间上的漏洞,“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没想到19天后,杨成武本人也被逮捕,专案组大换班,“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最终没能定案。
  与罗瑞卿关系非常密切的杨成武,在批斗罗的时候上纲上线,嗓门特别高。轮到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张爱萍“表态”,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后来他在回忆往事时对儿子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关于原来专案组的人,张爱萍对张胜说:“这是不能原谅的!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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