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上将家庭疑案：大儿子叛逃苏联 与发妻被迫离婚
山南慕北 2016-09-27
陈士榘一家
文革前大儿子被怀疑叛逃苏联
陈士榘上将的儿子陈人康写文章回忆说：
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虽然父亲很早就认识林彪，甚至林彪担任115师师长时，父亲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1949年后林彪从没找过父亲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偶尔见面也没有交流。
但由于一个意外的事，父亲内心还感激过林彪。
60年代初期，我的大哥陈华刚上大学，由于他儿时接触过苏联专家，又喜欢苏联歌曲，苏联情结很深，希望能到苏联的大学求学。于是，少不更事的大哥在假期坐火车到满洲里打听如何能去苏联。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大哥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一身军装很惹人注意。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送回北京。这件事基本断送了大哥的前程，也给父亲带来极大麻烦。那时苏联已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父亲在军队里受到极大的质疑，不仅不断受批判，而且要让父亲承认是儿子打前站，为自己出逃铺垫。
父亲感到很冤枉，说自己跟了毛主席几十年，怎么可能背叛毛主席，怎么可能去苏联呢？但父亲就是过不了关。事情闹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那里，林彪下了指示，对父亲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这件事总算有了定论。
文革中结发妻子反对江青入狱被迫离婚
陈士榘上将前后有过两个妻子。
陈上将的结发之妻范淑琴，总参离休干部，1925年5月25日出生，山东省日照市奎山乡付疃村人。范淑琴祖上是农村贫农家庭，2012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范淑琴的父亲范景蘧早年加入党组织，曾任第一任日照县委书记，是日照地区抗日领导人。1936年，范淑琴同志11岁就跟随父亲在当地参加革命宣传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和演出活动。1946年，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事、通讯教导员，参与了淮海战役的全过程。1949年渡江战役时，她跟随八兵团渡过长江，解放南京。1958年参与大西北我国“两弹”基地工程建设，任酒泉市委交际处处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3年，后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数年。范淑琴1955年9月被授予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士榘1995年逝世时，享年86岁。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0月15日在湖南酃县叶家祠堂在毛泽东主持下，与其他5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28日，担任党领导最早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代表，被毛泽东戏称为“县太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30军代军长，抗战期间，率343旅参加平型关大捷，第一个俘虏了活着日本兵，担任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在东海前沿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统领陈唐兵团，解放洛阳、开封古城，参与淮海战役指挥，统领八兵团参加渡江战役，率先指挥部队攻入总统府，担任南京市第一任警备司令。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大、九大、十大代表，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军委顾问，任军委工程兵司令25年，与肖劲光二位是军兵种司令员一职任职最长的司令员。陈士榘是国防工程的奠基领导人，1958年率领10多万工程兵部队进入甘肃酒泉、新疆罗布泊建设导弹试验场、核武器试验场，被毛泽东主席戏称为“造了窝”的司令，毛泽东主席1968年称陈士榘同他是一个山头的人。
罗荣桓元帅是陈士榘的老领导，1941年他牵线搭桥，在山东鲁南抗日根据地成全了陈士榘与范淑琴的婚姻大事。范淑琴与陈士榘有6个子女，2个女儿、4个儿子。“文革”之前，范淑琴到黑龙江呼兰县参加“四清”工作团，有3人揭发她污蔑、攻击江青，“文革”开始后，军委工程兵造反派定范淑琴是“三反”分子。江青1967年3月20日军委会议上讲：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这二位患难与共的革命夫妻，走过了枪与炮的战争年代，度过火红的新中国建设年代，却未迈过惊涛骇浪的“文革”动乱年代，最终走上离婚的道路，酿成了令人惋惜的家庭悲剧。范淑琴虽然逝世了，但人们对她为革命做出的贡献，面对坎坷的顽强革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开国上将傅钟之子傅晓钟特赠书法作品一幅，上书：“八路女英豪，佐夫功德高。教子心血扬，儿女皆栋梁。”恰如其分的评价了范淑琴的革命人生。
陈士榘将军的儿子陈仁康写道：父亲和母亲是我们的双亲，他们的结合才使得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应该说，父亲和母亲从恩爱到分手，从患难之交到反目成仇，从和睦之家到妻离子散，经历了一个我们都不愿看到的地地道道的家庭悲剧。他们走到这一步，原因太复杂，有性格的，有政治的，有外界的因素……
父亲和母亲在1941年结婚，那时候父亲已经30多岁，因为父亲转战南北，实在没有时间考虑婚姻问题。后来是在他的上级罗荣桓关怀下认识了母亲。他们结婚的时候母亲才16岁，是一个小女孩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们除去相濡以沫也别无选择。
父亲虽然是指挥员，但在战场上常常冒着炮火进进出出，母亲除去担忧就是担忧。那时候母亲做为随军家属，一直跟在父亲的身后。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战士用筐子挑着他们颠簸。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率先冲进南京蒋介石的总统府，我们家成了住进总统府的第一户共产党人。当然有些战士也曾经住在这里，后来找到住处很快就离开了。
父亲从那一天起就成了执政党的一名高级干部，母亲也成了高干夫人。不管怎么强调“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和平的年代已经不同于战争年代，各种诱惑面对着他们。父亲进城，没有追随当时的风潮，他没有同母亲离异。一来当时他们的感情不错，二来母亲很漂亮，不像有的干部的原配夫人，文化很低相貌很土。
文工团出身的母亲很喜欢打扮，穿衣很时尚，中式的旗袍苏联的布拉基，她穿起来都很得体。在军队高级干部中，都知道陈士榘的太太很漂亮。据说50年代跳舞，不少高级将领都争着和母亲跳舞。
解放初期，组织上曾经想把母亲做为调干生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她和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说已经有4个孩子了，你去学习谁来照顾孩子。其实父亲从心里是不愿意母亲去读书的。母亲虽然在工程兵也有工作，但特殊的“司令员夫人”的身份，她感到根本没有自己的天地。后来母亲执意到酒泉基地工作，离开了父亲和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多。她宁可艰苦点也想过独立自主的日子，后来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回来的。
他们尽管吵架，闹过不愉快，有时甚至气得父亲摔东西，但是毕竟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尤其有六个孩子，他们还是能够在磕磕碰碰中白头偕老的。
可是，1966年突如其来的那场文革风暴，终于把他们之间的裂缝变为不可弥合的鸿沟。
一切都是那样凑巧，恰恰是在文革爆发前几个月，母亲到黑龙江呼兰县搞四清。做了多年“司令员夫人”的她一点都不知道保护自己，她当着工作队的三个人大谈江青在上海演戏的历史。还说江青嫉妒王光美，她们两个人不合。母亲叙述江青在上海演戏以及嫉妒王光美的话终于惹了祸。1966年江青从多年隐居变成大露峥嵘，她带领一群批判棍子在中国的政坛呼风唤雨，毛主席的威信庇护也让她有相当的人气――1966年呼唤人们造反的江青并不同于1976年万民所指、臭不可闻的江青。那几个听了母亲述说的人马上向上汇报，母亲想不认帐都不行，因为她是面对三个人讲的，三个人都证明母亲“诬蔑”了江青。更为复杂的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工程兵夺权斗争也愈演愈烈。父亲的对立面抓住母亲的问题大做文章，将母亲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程兵机关召开批斗逮捕大会，想借此达到“揪范倒陈”的目的。这个时候的父亲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从快与母亲划清界限，并表态服从对母亲的任何处理。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灾难，我三个哥哥都在部队，都为母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我也因为给中央文革贴标语被关进公安部。听我的小妹妹陈小琴讲，她看到工程兵到处贴着：“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陈小琴顿时吓哭了。从来在女儿面前都是刚强铁汉的父亲也很难过，他对五妹陈力和六妹陈小琴说：“你们的妈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你的母亲，你们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给今天的年轻人说没有人会相信，作为一个井冈山时代参加革命的军种的司令员，会连自己的夫人被送进监狱都保护不了，仅仅是因为他的夫人说过江青当过演员，而江青本来就是上海滩绯闻不断的三流演员。
这源于工程兵的一场权力斗争。一位领导一直觊觎着父亲的位子，当时要打倒父亲的大字报也不少，而如日中天的林彪与父亲关系一般，因为父亲历来遵循的原则是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而不与其他首长有较多的私人交往。所以父亲绝对不像黄永胜、吴法宪那样受宠。父亲又不是第四野战军的人，所以一度也岌岌可危，如果陈士榘家再有个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离倒台也就更近了。
母亲是个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母亲恰恰忘了，那是个恐怖的非常岁月，陶铸同志作为中央文革顾问有过一句曾被全党接受的话：中南海里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反对，都可以炮轰。这也为整人的人壮了胆儿。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在延安她怎么追毛主席，材料递到江青手里，无法无天的女皇当然怒不可遏，因为老革命知根知底，必须封住嘴。她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此时，他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他认为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不能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其实，凭主席对他有着较好的印象(他在文革中始终未被打倒过)，他至少可以作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当时这10个成员共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作为大军事家和领袖，对干部的评价是很慎重的，他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这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他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手续始终没办。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有时几天几夜不让她入睡，有时刑讯逼供，有时用饥饿折磨她。母亲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心上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前几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得知当年策划这一迫害的老同志不久于人世，去医院探望了他，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老同志对自己的行为造成陈家妻离子散表示歉意：“我对不起你！”父亲说，咱们都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这位老同志流下了泪水。母亲出狱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父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还不能团圆。而母亲在狱中的几年时间，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这在文革中也许并不鲜见，文革结束时这类故事还是个热门题材。但真正轮到某一个家庭时，确实是很痛苦的事。父亲有地位，人高马大，很有军人的英武气，难免有些女性会对他有好感。出狱后获得自由的母亲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可以用妥善的方式解决。但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也向有关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而且不止一个部门，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然而时代的进程又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解释。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思想。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烫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到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敌人而忧心如焚。真正应该同情的是仅仅因为出身而被侮辱为“狗崽子”的青少年，是那些像动物一样被红卫兵推来搡去、剃头殴打的所谓“黑七类”，是那些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赶到乡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是那些被打死或自杀横尸街头的冤魂。他们受的迫害与屈辱才是深重的。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是一个军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我可以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并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门。”
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回家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他当时满脸激动。我曾经对很多朋友说过，默默无闻的我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一个被注解的人物，因为毛泽东全集总有一天会出版，总会原汁原味而不是后人修修补补、删删改改地出版，在注释“大义灭亲，立场很好”中，会写上“1966年12月，一些共产党高干子弟不满父亲被冲击的现实，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抗。陈人康是时任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儿子，陈士榘把他送进监狱，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1968年，江青有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单行本就印了几千万册。其中有一段她问父亲：“陈士榘，你把儿子管起来没有？”父亲回答管起来了。这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成为反面明星。但我不到17岁时，又当上那个时代年轻人最梦昧以求的解放军。70年代被送到南开大学读书，这终归还是父亲的面子吧！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特权，这一套在那个时代就有了，只是拿到今天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陈士榘将军的后妻为李峥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