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靠污蔑邓小平不尊重毛泽东而上位
山南慕北 2016-09-26
谢富治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谢富治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指责了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辞十分激烈的讲话，翌日更是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严厉指责刘少奇，并涉及到了邓小平。这个弯子转得太急了，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邓二人。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十分活跃，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了。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谢“批得好”，并对陶铸没有把谢富治的发言列入会议简报而只是小范围印发极为不满。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说：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当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谢富治的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就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涌向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由于谢富治的“突出”表现，他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1971年1月，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自周恩来起到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