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坚称林彪是清白的 林彪集团中为何邱会作判刑最轻？
山南慕北 2016-09-22
邱会作坚称林彪是清白的
生命中的两个重要时刻
在邱会作大起大落的一生里，有两个时刻让他终生难忘，或者说这是改变他的命运的转机。
1934年的金秋十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邱会作做了许多后勤筹备工作，他不仅了解中央机关将退出中央苏区的秘密，还更清楚红军的真正实力。国家政治保卫局担心，邱会作开小差会给全军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便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处决）。
某个黄昏，邱会作被突如其来的人绑了起来，来人给他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不管邱会作百般辩解和喊冤，他还是被绑赴刑场。就在半路上，迎面走来了周恩来、邓发和邱会作的上司、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据邱会作回忆，他死死盯着面带惊愕表情的周恩来，周恩来扭头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句话救了20岁的邱会作。死生一瞬间，邱会作念念不忘这次脱险，他把罪责归到王明的左倾路线上。
他得以幸存，但许多后勤部门的战友死于政治保卫局的清洗。政治保卫局的大清洗，带给邱会作以及同仁们深深的恐惧，这些恐惧远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们只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工作，谨慎得不敢多说话。
另一幕场景，是1971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来开会的“四大金刚”在这里被捕，在被带走前，邱会作噙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邱会作一直坚信，虽然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当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唯有如此，活着才有信念。
邱会作被中央警卫团战士带到地下室，直接上汽车，两边各有一名警卫人员将他的双手紧压住。当汽车进入位于顺义的卫戍区警卫3师营房时，邱会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红军时期的惊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短暂，只是瞬间决定了他的生死。而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捕，使邱会作就此从高位上跌落，且相比较“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众多党政军干部，邱会作没有获得平反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戎马岁月
在这两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外，邱会作的一生相比其他高级军官的回忆录，要显得平淡、枯燥些。这是由邱会作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于后勤工作。征粮、征集物资、筹办军饷、办副业生产、记账、建设兵站……后勤岗位上缺乏一线指挥员亲临矢雨指挥战斗的种种精彩故事，因此在写回忆录时不容易出彩。但不惊心动魄并不意味他的工作不重要；相反，后勤工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战争说到底还是比拼资源消耗的过程。
邱会作是江西兴国县人，此地因“盛产”解放军将军，而被冠名为“将军县”。邱会作的一家三代都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的排长，哥哥早他加入红军并在长征中阵亡。邱会作从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做起，15岁加入红军，最初是当“超编的传令兵”。
邱会作还算读过几本书，这在红军中比较难得，所以他马上转任连部的文书。在执行完一次新兵护送任务后，他被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邱会作见证了清洗AB团运动，年幼的他一度以为自己所加入的共青团就是AB团，惶惶终日。他平安度过了反AB团时光，但亲眼所见刀砍脑袋、石头砸头的处决情形让他记忆犹新。
中共定都瑞金后，邱会作进红军学校学习马列理论、战斗条例、天文地理、数学和财务原理。他认为接触这些全新的文化，是一次启蒙教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总供给部，从此走上漫长的后勤工作之路。他最初担任机要统计员，统计全军人员、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除了部长杨至诚和政委叶季壮外，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这些机密。
长征前夕，除了差点丢命的那幕惊险外，他奉周恩来命令完成了一项机密任务——炸毁兵工厂、药品材料厂、仓库，埋掉浮财。一切工作由他指挥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班来完成。
长征开始，邱会作主管供给部队的行军，虽不需要冲锋陷阵，但负重翻山越岭不是容易的差事。沉重的负担让运输部队苦不堪言，最终中央同意轻装行军。邱会作因工作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四局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有一件事让邱会作津津乐道，到陕西哈达铺时，邱会作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堆过期报纸。毛泽东正是从这里发现陕北有刘志丹红军活动的信息，这可视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红军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供应局长，为东征做准备。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大军云集在土地贫瘠的陕北，吃饭和穿衣成为迫在眉睫的两大难题。邱会作及后勤同事们想方设法多方经营，也只能让大家吃个半饱，最后靠两种解决方法并行：军队开展生产，从延安分流更多人去各根据地。邱会作本人也被派往胶东，后改为豫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他于1943年受令回延安培训，在安徽到延安的路上跋涉了13个月，导致错过了延安整风。
抗战结束后，邱会作被派往热河，随后转战东北，任八纵政委，军队改番号后任第四野战军45军政委。之后的履历便是辽西会战、平津会战、衡宝战役。
从高处跌落
邱会作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对于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是一次重要学习机会。尤其是后勤工作，这是解放军首次走出国门作战，无法有效依仗就地征收和民工运输的两大法宝。邱会作在1954年重返后勤战线，从广州调往北京。
在全军现代化建设的草创阶段，邱会作面临的困难很多。国家经济实力的虚弱，使得主管物资分配的总后因为手头匮乏而很难处理好各部队提出的要求，挨骂成为常事。同时，很多功勋卓著的战将们以内战时期的经验，认定后勤不过是管柴米油盐的，只有看病需要点技术。因此，很多退居下来的人被塞入总后任闲职。邱会作一方面要在一片空领域里规划建设框架，一方面要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凭这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精细能干的人，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触动特定群体利益的事。
医疗卫生、财务制度、军服、物资供应、总后机构……邱会作做了一系列的修改调整，还有完成选择后方基地、战马生产等任务。三年饥荒时期，邱会作配合国务院的工作，调拨军队储备粮救济各省。他还秘密造访地方视察灾情，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在广西横县，县委书记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只会流泪示意，直到吃了邱会作一行带来的粮食后，方才能坐起来交谈。
困难形势下，全军只好开展生产救荒，并取得了效果，但邱会作也受到不少指责，如与民争利、破坏资源、生活改善会影响训练、出生产事故等等。熬过困难期后，又开始大力建设国防，到了1962年，则是全面备战。邱会作的最大任务是要准备300万军队作战一年所需的物资，他耗时6年完成。
此后，波及党政军高层的政治运动一波波卷来。先是罗瑞卿被打倒了，紧接着是“文革”爆发，邱会作被总后的造反派“红纵”揪斗一番，后得到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而脱险。随着林彪地位的升高，邱会作作为亲信自然步步高升，他在1967年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直至林彪事件。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这样的理念一直伴随他度完余生。当他下葬到故乡兴国县后，一块石牌上刻着周恩来在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称赞他是“称职的后勤部长和坚定的老红军”。
林彪集团中为何邱会作判刑最轻？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说过：“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
1955年9月，邱会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军衔。1959年l0月，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7月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后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邱会作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是个典型的红小鬼，和萧华11岁开始送情报，12岁入团，14岁担任兴国县团委书记相比虽然有些差距，可是邱会作仍旧算高级将领中参加革命非常早的。开始是宣传队长，人很机灵，经常自己编一些顺口溜。邱会作没有念过什么书，全凭先天的灵性和后天的努力，二十岁开始办后勤。那时候叫供给部，邱会作直接间接干了几十年，最后官升至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邱会作在做粮秣处长时，曾经把自己积累下来的盐巴送到卫生部充做公用。最为艰苦的长征开始时，邱会作负伤，组织上准备留下他，可是，他坚持跟着部队走，他把自己的几块大洋拿出来送给老乡，请老乡背他，背一天一块大洋，背了三天赶上了部队，腿部都快烂了。邱会作一生管钱管物，然而自己家里人从来没有多吃多占，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把他整得死去活来，打断了一根肋骨，也没有说他经济上腐化堕落。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说过“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之类的话，可见对邱会作工作的肯定。邱会作提出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要“勤俭办事、勤恳办事、勤巧办事”的三勤方针，至今仍然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正确方针。
邱会作个人最大的缺点是喜欢沾花惹草。熟悉他的老将军龙书金说：“邱会作这个人玩弄女人是有的，影响也很坏，总后的干部对他意见大，‘文革’一开始揪斗他，他年纪大了，那些造反派就用鞋底子狠狠的抽他的脸，把邱会作打的都不敢睡觉，因为一睡觉碰到枕头脸就疼。”
邱会作并不掩饰他同林彪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常说：“我当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文革”前后，邱会作数次身处逆境，都因为林彪的帮助而得以解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邱会作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他最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在其中也是最轻的。
“文革”初期，邱会作也曾挨整
邱会作之所以能在“文革”中转危为安，在政治上成为“暴发户”，林彪对他的提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晚年，他在与人谈话中，多次谈及了林彪。
邱会作并不掩饰他同林彪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常说：“我当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文革”前后，邱会作数次身处逆境，都因为林彪的帮助而得以解脱。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以“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名，使得军队空头政治日渐泛滥。1965年，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因“大比武”和所谓“单纯军事观点”遭到批判。据邱会作说，当时他也陷入了困境。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发表了总后勤部将突出政治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取得重大成绩的谈话，保护邱会作过了关。
邱会作说，1966年10月“文革”初起，总后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使用“车轮战”，邱会作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昏厥过去。林彪将他接到西山，特别批示道：“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邱会作又一次被林彪保护下来。
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使用罚跪、喷气式等体罚在内的更为严重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处肌肉撕裂，造成终身残疾。邱会作乘看管人员疏忽，在一张纸片上向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求救信。林彪让叶群持自己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手令，再次把邱会作救上西山。
谈及林彪的军事才华，邱会作说：“林彪在军事指挥作战方面，确实是个奇才。打仗前或一旦打起仗来，林彪在作战地图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查看地形和了解战况且又沉默寡言，反复思索着这场战役的各种打法及最佳方案和最坏打算，真是到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程度。”
有人问邱会作：“你作为四十五军政委，在辽沈战役中率部队攻打长春机场，打了一天一夜还没攻下，双方伤亡非常大，林彪把你痛斥了一顿，而且给你下了一道死令，你还下令把我军的一个连长给毙了，这个史料是否准确？”
邱会作回答说：“这个史料是准确的，我确实被林彪给痛斥了一顿，也接受了这道死令。因久攻不下这个机场，我才下令枪毙了一个连长，属于执行战场纪律，最后还是攻克了国民党固守的这个机场。”
邱会作认为，维护毛泽东的威望是中央和民族利益所在。但毛泽东一生也有错误。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发动了“文革”，“文革”时期又不是依靠各级党委和广大老干部，而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从而脱离了党内外和军内外的大多数人。
作为四野的一位老战士，对于四野的战史，邱会作总是感到很骄傲。他说，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入关时是十万军队，随即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横扫半个中国，毛泽东重用林彪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邱会作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他最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在其中也是最轻的。
邱会作并不掩饰他同林彪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常说：“我当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文革”前后，邱会作数次身处逆境，都因为林彪的帮助而得以解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邱会作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他最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在其中也是最轻的。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
“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点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又三个月。开始，每天吃八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邱会作后来说，这一时期的伙食，比他在总后机关和西山家中吃得还好，只有喝酒一条，周恩来没有答应。看押邱会作的卫戍部队接到上级指示：“把黄、吴、李、邱作为你们特殊的‘首长’看待，只管三条：不病、不逃、不死，其它都不管。”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邱会作说：“除了未用刑罚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囚徒。但是，伙食仍是一天一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
1979年12月，中央派了一个审查组，重新审查邱会作的案子。审查组负责人说：“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审查过程中，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事，如逼、供信，你可以直接报告中央，也可以将信件通过我们转交。”
1980年，由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为关了近10年的黄、吴、李、邱补办了逮捕手续。是年12月，对他们和“四人帮”集团成员开始公审。邱会作说，从这时起，有几个月监狱对他们的伙食降为一般囚徒待遇，不再让他们服安眠药。可是，次年6月起又对他们恢复了每天一元钱的伙食标准，生活挺不错。
邱会作说，徒刑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出现及自己追随林彪所犯的罪行，是现代中国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把自己关起来也罢，判刑也罢，都是中央决定的，他的态度是服从。因此，宣读判决书时，他只高呼了一句“毛主席万岁”。
邱会作并不掩饰他同林彪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常说：“我当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文革”前后，邱会作数次身处逆境，都因为林彪的帮助而得以解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邱会作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他最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在其中也是最轻的。
邱会作夫人胡敏与叶群关系密切
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狱负责人说：“没有别的要求，但愿住房有暖气、洗澡等设备，治病方便。”但到达住所以后，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秦城监狱送他的人员说：“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
保外就医就有了相对自由，邱会作却提出如此要求，使北京来的人十分惊异，对他的儿子说：“要劝慰你父亲，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生活上的困难会解决，情况会越来越好。”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原籍陕西长安县（今属西安市长安区），是有50年军医历史的大夫，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他们夫妇同周围邻居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胡敏1937年7月参军，做护士工作。她说她应该是老红军，因为她是在“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而组织上认定她是“七七事变”以后，因此她后来的待遇一直按照抗战前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待。
邱会作的好色出了名，胡敏不会不知道，但是为了丈夫的前途，她佯装不知，“文革”爆发后邱会作也曾挨整，她就亲自给叶群打电话，请求林彪保护邱会作。
在林彪手下黄、吴、李、邱“四大金刚”的夫人中，叶群比较看中邱会作夫人胡敏。叶群认为，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是家庭妇女型，眼光不高，善于计较，不太合群；吴宪法夫人陈绥圻活泼能干，擅长外交，但处事属粗线条；李作鹏夫人董其采是一个知识分子，参政主事都行，但好面子，摆架子；邱会作夫人胡敏脑子灵活，悟性较好，搞阴谋也有一套，办事很得体，因此，叶群比较喜欢胡敏，和她的关系也不错。胡敏专门在卧室里安了一台保密电话，夜间经常与叶群通电话，有时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胡敏曾对秘书说，叶群与她如同亲姊妹，隔两天不打电话就想，叶群喜欢她的性格，愿意和她在一起。
这一点不假，胡敏与叶群经常互通电话，互送礼品，互相登门拜访。一位曾参与复查胡敏问题的工作人员讲，林家要想喝人肉汤的话，胡敏也会从身上割一块。胡敏颇受叶群器重的表现之一，就是叶群让胡敏和项辉芳负责为林立果“选妃子”。胡敏曾专程将张宁接到了北京，住在总后勤部一号院邱会作的家里。
“九·一三”事件前夕，叶群与胡敏频频通话。9月12日晚，叶群逃跑前还问候了邱、胡夫妇，赞扬他们给孙子取了一个好名字。为此，胡敏高兴得又唱又跳。次日凌晨，当她得知叶群和林彪已逃跑的消息后，她赶紧销毁罪证，并陷入了一种极端的恐惧。
邱会作并不掩饰他同林彪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常说：“我当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文革”前后，邱会作数次身处逆境，都因为林彪的帮助而得以解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邱会作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他最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在其中也是最轻的。
“九·一三”事件后，邱会作关在秦城监狱。1971年10月12日，邱会作羁押18天后，总后勤部党委批准开始对胡敏的审查。1972年9月交中央专案组。
漫长的审查到1978年6月才结束，给她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定性：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胡敏在监督劳动期间，每月发给50元生活费。劳动是艰苦的，使她这个养尊处优、生活奢侈的总后勤部部长夫人极为不适。但她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家乡熟人，这给她后来同邱会作定居西安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方便。
八十年代初，随着邱会作保外就医来西安，他们老两口终于团聚到了一起。随着组织对胡敏政治审查的结束，她的军职也得以恢复。她的行政关系在总后，属师职干部。
定居西安的晚年生活，虽经历曲折，倒也颇为充实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期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同年10月，国家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说，他不愿做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民”，希望有人管他的安置。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邱会作身上的衣服，除了旧军服就是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邱会作在西安的日子里，曾多次住院，且多住在军队医院。军队人员凡是认出他的人，都习惯地称他为“邱部长”或“老首长”。邱会作一住院，最忙的是胡敏。她跑前跑后，安排治疗事宜。一对清瘦的老人，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相依为伴，让人颇为感动。
八十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人物，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访问，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
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们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向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说：“改革是件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改革就是革命。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前进。要改革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怕的就是知错不改。”
邱会作并不掩饰他同林彪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常说：“我当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文革”前后，邱会作数次身处逆境，都因为林彪的帮助而得以解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邱会作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他最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在其中也是最轻的。
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凡是见到邱会作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典型的军人气质。虽然邱会作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但他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收腹，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且头脑条理清晰，废话不多。这一切都与他多年来养成的良好习惯分不开。每天他必看的三份报纸是《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西安晚报》，当日的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新闻联播》及一些重大新闻，他也十分关注。
据陕西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普通民宅区，他俩起初生活条件很差，冬天家中没有暖气。邱会作夫妇月生活费才二百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五十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街坊上门求医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政府安排住进陕西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1500元人民币生活费，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表现了政府的胸怀。”
九十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到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部离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他们二人十分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惟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邱会作的一位邻居也透露说，邱会作百余平方米的高干楼，室内陈设简朴，除了彩电外，显眼的是几张普通的木扶手沙发，大写字桌上摆着几支不同型号的毛笔。他还说，邱会作喜欢书法，还在西安友谊西路的老战士大学学过一段日子的书法课程。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作的。练习书法时，他写的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毛泽东的诗句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又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
除了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外，邱会作晚年还撰写了回忆录，回顾了一生，总结了教训。
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
据医护人员透露，邱会作不清楚自己患了癌症，神志渐渐不清，没有留下遗言。邱会作能活到这个年龄，应该归功于老伴胡敏日常的精心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