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坐飞机最喜欢打扑克 只许自己赢不许别人赢
彼岸花开 2016-09-20
江青和毛泽东在庐山
毛泽东登庐山都是坐专列去的，而江青都是乘坐飞机去的，三次都是晚于毛泽东到而先于毛泽东走的。这一方面是毛泽东不喜欢与她同行，而同时江青也不喜欢坐火车，嫌它又慢又吵。
据机组人员介绍，江青坐的飞机不得滑行，一般飞机都是用牵引车拉到起飞位置，等江青坐上后起飞。江青在飞机上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一般要礼节性地走到驾驶舱同机组人员握手道谢，说是握手，其实是她把手伸向你的面前碰一下而已，她握手的速度是惊人的快，同梳洗整理相比相差太远。江青在登机之后，有一套固定的动作，主要是稳定情绪，甚至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快要睡着的时候才命令机组起飞。江青讨厌飞机滑行，可是，飞机在起飞离地之前又必须在跑道上增速滑行，这是无法回避的起飞程序，所以，她就用起飞前的时间，尽量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以应付这既让她讨厌但又无法避免的滑跑。
在飞机上，江青一般爱做两件事：一是睡觉，二是打扑克。江青是个扑克迷，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在住地打，在外地打，在外出途中的火车上、飞机上更要打。
和她一起打扑克时，你必须轻轻地拿起，轻轻地放下，还不准说话，而且只许她赢，不许别人赢。有时人手不够，江青就叫警卫或秘书来凑个数。有一次在飞机上她要打扑克，正好三缺一，江青就把秘书杨银禄拉来，杨说他不会打扑克，江青就生气了，说：“你今天要搞清楚，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你那么聪明，不会打扑克，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故意扫我的兴。”杨银禄怕弄不好惹出麻烦来，只好改口说：“我不会别的花样，只是稍会一点打百分。”江青顿时转怒为喜：“只要你陪我消遣，打百分也可以。今天我定个规矩：拿牌以后，从60分开始要，谁要的分数最高谁打，谁打谁拿底牌。”
拿完牌，杨的牌相当不错，但陪江青打牌，不能先要。别人也明白深浅，都不要。江青自己也明白大家在等她要，于是开口要60分。杨看她开始要了，就要65分，江青要70分，杨要80分。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狠了狠心，要85分。杨又要了90分。江青一下子就火了，质问道：“你姓杨的真的不会玩，还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说完，把她的牌狠狠地往桌上一摔，一把把杨的牌夺了过去，一看果然不错，就毫不讲理地说道：“你的牌我要了，我的牌给你，这把牌我也要90分。”
别的同志出于好意，怕杨和江青争，给他使了个眼色。杨银禄心里很明白，不能跟她那么认真，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就说：“那好吧，换牌就换牌。”
打完这把牌，她虽然赢了，但火气也大了，脸红脖子粗地对杨说：“姓杨的，今天再问你一遍，是你陪我玩，还是我陪你玩？你不说清楚不行。”
一张庐山《仙人洞》，预示着江青的“无限风光”
1959年7月24日，江青第一次到庐山。这次是因为毛泽东将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江青本来在北戴河休养，在那里等候毛泽东开完会后到来。她给毛泽东打过电话后，毛泽东让她坐飞机赶到庐山。那时江青并无实职，只能算是毛泽东的秘书（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但鉴于她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中央还是为她配了专职警卫、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这天上午，当时下放到江西当副省长的汪东兴带领毛泽东的警卫、秘书、医生叶子龙、王敬先等到九江机场等候。那时她也没有专机，而是搭乘给会议送机要文电的飞机而来，降落在九江十里铺机场。江青以她惯有的冷峻神色和大家点点头，只问了一句话：“主席身体好吗？”众人答可以，只是吃饭不大好。医生告诉她：“经过汪主任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江青钻进轿车开往庐山。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了两次，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山上。她的卧室与客厅安排在庐山河西路180号毛泽东下榻主楼的一楼，毛泽东在二楼。
山上很凉快。在山下还是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江青也被这凉爽提了神。以前她每到一新住处，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精神大振。因为毛泽东夜里办公，白天睡觉，江青就先去看了林彪。林彪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毛泽东与江青在外面有住在山上，江青坐车来到林彪住处，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然后她又乘车去看周恩来和邓颖超，再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最后又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等她回到自己的住处时，毛泽东也醒了。
此次庐山会议因“彭德怀问题”使得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但这次江青没有什么政务活动，主要是向医生和警卫询问毛泽东的身体和饮食情况，她跟人说：“主席这一阵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所以别人开会的时候她则到庐山风景区去转一转，散散心，到牯岭街上看一看。她爱好摄影，所以每次外出都要叫专业摄影师随行。1959年陪她的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1961年是专门随她前来庐山的上海摄影记者徐大刚、广东摄影记者曹桂江。她因为喜欢到处留影，又在电影圈子里工作过，有一定的文艺修养，所以她学摄影还比较快，也很注意色彩、角度、用光等技巧。她自备的照相器材十分齐全，除了相机外还有长短镜头、滤光镜、测光表、三脚架等等，都装在特制的箱子里。出行时，照相器材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着、扛着。她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砍柴刀，这是用来砍有碍镜头的杂草、树杈用的，另有一只小箱是装小热水瓶、茶杯、水果、小毛巾和手纸等物，供江青随时拿用（到“文革”时期，她的随行人员大大增加，每次外出，除了要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汽车、特制马桶，大小毛巾100多块，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大木箱，等等。就是到京郊的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60年江青通过广东省委，用外汇从香港买了一只“劳莱克斯”手表，一架德国“哈兹别克”照相机。这两件东西，当时值人民币37000元，还买了两箱照相纸和胶卷，她分文未付。江青摄影用的胶卷，都是向新华社要的进口货。拍摄以后，把底片送新华社冲洗、制小样，退回江青挑选，然后，把选出的小样、底片再送给新华社放大成16英寸的彩色照片。从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底片、小样就保存了四大箱子。胶卷、冲洗、印制小样、放大照片，江青一分钱未付。党的九大以后，不知为什么，非要叫新华社给她算算账，看看一共需要多少钱。新华社只算了成本费，共计3000多元。江青是付了，可是，她心痛得几天不高兴，想方设法要把钱捞回来。先是通知新华社发表她的摄影作品，索要稿费，捞回了一些钱。又向毛主席诉苦，要了1000元人民币，才算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
江青在庐山拍了许多照片，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张：一张是毛泽东微笑着坐在含鄱口的藤椅上，另一张就是仙人洞照。这两张照片是江青构思许久，又经过认真地摆放，并经专业摄影师指点拍下的，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那张仙人洞照是在江青第二次上庐山，一个午后拍的。在通往仙人洞的一条小路上，江青支好照相机，叫随行的警卫拔去杂草，砍去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一直等到一片云彩飘浮到背景才按下快门。毛泽东看过这些照片很满意，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了诗兴。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借景生情，抒发了一个政治家的挑战性格和处乱不惊的情绪。但这张照片也在客观上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成了江青后来参与政治的资本。
江青做事经常情绪化，有时兴奋不已，有时脸色突然转阴，如同庐山上的风云一样。第二次登庐山时，她的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同行。有一天她要去铁船峰游览。庐山的同志告诉她：“去那里不通汽车，有好长一段路只能步行，大概有去含鄱口的三倍路程。”江青自信没有问题。吃过早饭，带着一行人兴冲冲地出发了。汽车将他们送到公路尽头，大家下车步行登山，江青与众人有说有笑。等到下山时，江青累了，一脸疲惫，谁也不搭理，只顾一个人低头走路。回到卧室，对着随身护士大发脾气，说护士要害死她。
江青到庐山，总是后来先走。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要由庐山去长沙巡视，江青则要回北京。走前她都向毛泽东辞行。她向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毛主席身体素来很好，不像我，你跟我回北京吧，路上有事好找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