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夫人是谁 任弼时与夫人指腹为婚相伴一生
山南慕北 2016-09-20
任弼时夫妇
任弼时的夫人是谁
任弼时夫人为陈琮英。
陈琮英（1902年1月—2003年5月31日），湖南长沙人。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原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夫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任弼时与夫人指腹为婚相伴一生
1896年，陈琮英的姑姑嫁给了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却不幸在第二年病故。任振声非常悲痛。虽然他俩结婚仅一年多，尚不曾有儿女，但是两人感情却很好，于是两家为代代交好，相约下一代再续姻亲。
1901年农历腊月初七，陈琮英生于长沙。不足2岁，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她只得随兄嫂生活。因为和弼时家的这种关系，儿时常小住弼时家中，来来往往，两小无猜。12岁那一年，陈琮英到长沙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1915年夏，任弼时来长沙求学，琮英虽收入微薄，还常常接济弼时些许零花钱。1920年，弼时要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留学。这一年琮英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明知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无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择。
1924年8月，结束了莫斯科近4年的读书生活，弼时回到上海。他多么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和琮英啊！然而革命工作使他无法脱身，就连后来，父亲病故他都没能抽暇回籍奔丧！探望琮英更成为不可能。1926年2月，五卅运动高潮已过，终于有回乡一转的可能了。经组织批准任弼时准备回家探视母亲并接琮英到上海完婚。动身那天却又接通知：马上赴北京开会。3月11日，任弼时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回到上海。没料到，琮英已先他而至——组织上安排王一飞把她从长沙接来。
4月，任弼时与陈琮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陈琮英伴随在弼时左右踏上革命的道路，义无反顾。这一年，陈琮英24岁。
营救丈夫，痛失爱女。1928年，任弼时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苏明”。初为人父的弼时特别高兴，只要有空，就要抱她、亲她、逗她。每每至此，琮英在一旁是最开心的，多么怡然的天伦情啊！然而，弼时的不幸被捕，一下子将眼前的一幕撕得粉碎！
这年秋，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他是长沙伟伦纸庄收账的。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是，出面还需陈琮英。于是陈琮英马上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来对质。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深秋寒夜，寒风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的琮英和女儿，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
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打击接踵而至。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上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在去公共租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时，再次被捕。这时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敌人抓不到证据，气急败坏，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一个月后，在党的全力营救下，弼时获释。琮英抚摸着丈夫背上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1931年，中央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临产，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弼时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当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儿“任远志”。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危急，党中央马上安排中共中央机关神秘转移。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但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叛徒出卖了革命，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妇，一问三不知。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这时，党中央安排她去苏区，为了一路方便，陈琮英毅然将女儿送回老家，只身赴苏区。在江西瑞金苏区，陈琮英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一次突变——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西征掉队，草地生女。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1934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在艰难的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琮英的二女儿便来到了人间。她与弼时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惟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孕育，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任远征”。
悲痛欲绝，泣送弼时。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并偕妻子前往。这时的琮英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任远芳”。1940年2月，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他们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到了延安。1947年3月，解放战争开始，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琮英带着小儿子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1947年11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过于劳累，任弼时病倒了。琮英带着小儿子匆匆赶来。从此，她为丈夫的健康而悬起的心再也没有放下。
1949年4月，任弼时在作报告时，再次犯病。数月后，弼时赴苏求医，此行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1950年弼时病情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苏联的女儿一起回国了。然而，健康并未给弼时以更多岁月，5个月后，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声！
然而，琮英毕竟是在弼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她坚强地挺住了沉重的打击，满怀着对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4个孩子的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