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两个“想不到” 邓力群与胡耀邦有什么恩怨？
山南慕北 2016-09-14
胡耀邦
胡耀邦的两个“想不到”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耀邦同志当年参观南阳隆中诸葛亮草堂时改写的一副对联。据说，关于诸葛武侯的躬耕地，很远就有襄阳隆中和南阳卧龙之争。清朝的湖北籍南阳知府顾嘉蘅左右为难，最终想出一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以此来平息两地人之间的纷争。耀邦同志看了顾嘉蘅联之后，顺口改动，自成一联。如此一改，境界更胜顾嘉蘅一筹，它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心系人民群众，不以功臣自居的高风亮节和美好情操。
离开总书记工作岗位后，耀邦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品味耀邦同志的话语，令人心生不尽感慨。第一个“没有想到”，表明耀邦同志一心为民，只求做大事，不图做大官，后来位居总书记高位，是他不曾料到的；第二个“没有想到”，体现了耀邦同志严于律己，谦虚谨慎的作风。面对老百姓的赞誉，耀邦同志欣慰之余，并不居功。
邓力群与胡耀邦有什么恩怨
近期出版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的文章，其作者是陈伯达原来当政时的二位王秘书。那文章说，1981年时，二位王秘书奉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之托，前往看望、联系正在服刑而保外就医治病的陈伯达，一方面对陈的生活进行适当照顾，一方面请陈就文史哲及一些经济政策，作些研究，写出些意见，交邓力群转报中央。
对看望陈伯达的这件事，是胡耀邦指示的。当时，考虑到陈伯达虽然在文革中罪行严重，但毕竟与江青等还是有些区别，加之以前，陈对革命事业也还是有些贡献，也有些文才，因而，便有了这件照顾性质的事情。
当时，邓力群与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的分岐，几年后胡的下台，也与邓力群的动作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在处理陈伯达的这件事上，他却是忠实的执行了胡耀邦的指示。
因而。自1981年7月起，至1984年5月的近三年时间内，邓力群一直是在具体指示二位王秘书与陈伯达保持沟通，让陈伯达得以不再回监狱，并能以保外就医之身从事读书、研究、撰文的生活，而且，按陈伯达的请求，将陈的儿子调来照顾其父，在生活上也给予了适当照顾。从而使陈伯达的晚年，总算还能获得一些人生的慰籍。
陈伯达已是戴罪之身，他于邓力群也无特别情谊，相反，在文革中他还将邓力群划为“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杂志社的”人，是“到红旗杂志社来夺权”的，而曾置邓于险境。并且，常常责骂邓是“不学无术”。
既如此，当时邓力群对已滚落井中的陈伯达，为何却能与胡耀邦的想法保持一致、并用心执行呢？
也许，在对待落难之人的问题上，邓力群象胡耀邦一样，也具有过测隐之心。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一文中，说了一些事，的确反映出邓力群人格的这一面。
例一，邓力群告知二位王秘书：陈伯达骂我“不学无术”，对我的剌激很大，但文革中，有件事使我始终对陈不能忘记。
什么事呢？
当邓力群下到干校接受改造时，陈伯达对干校军宣队指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要给他们读书时间，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要在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南方人多，要搞一些大米什么的。
显然，这一来，邓力群等人的干校生涯，便能始终获得某种精神支持的燃料，而不致于完全暗无天日了。
对此，邓力群对二位王秘书说：当时是很为感谢的。
往事已隔多年，而现在还能以感恩之情讲给他人听，可见，此事，确深深存留于邓的心底。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例二，陈伯达在对王秘书们看望他时，说了二件他对不起毛泽东的事：“一是不该推荐田家英到主席那儿去；二是不知道田家英的哥哥还在台湾。”
对此，邓力群则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陈伯达的地方。
邓的这个评说，应该是公允的。
然而，公允评说的受益者是陈伯达，邓力群在这里，是替弱者说了话。
例三，1983年9月，应陈伯达的儿子要求，邓力群批示同意从陈伯达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因陈尚在服刑期)，以能为陈购置些衣物。同时，另外给了80元稿费——是陈伯达写的文章被杂志采用后所支付的，但邓力群嘱咐不要让陈伯达知道此钱的来源。因为，陈尚在服刑期，让陈写文章、并予以发表，是特别政策，担心陈伯达一高兴，宣扬出去，造成以后此类事会泡汤。
可见，邓力群对陈伯达一事的安排，的确尽了善意。
此外，文革中的1975年，邓力群也曾有过一次浓墨重彩的人格表演。
当时，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小平)”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颤颤竞竞了，但是，邓力群敢于出面承揽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危难关头，出了事，上不推给邓小平，下不推给同僚部属，显出了邓力群遇事而有不凡的担当气概。
所以，后来邓小平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
甚至，一个与邓力群政见有分岐的部属，也撰文说：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知道邓力群肩膀硬，是条汉子，在那样严重的高压下毫不推诿，承担责任，很佩服。
中共的另一位大秀才胡乔木，却在1976年“批邓”时，没能挺住，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四人帮”倒台后，胡乔木自然很沮丧。但此时，作为胡的同事，邓力群却没有兴灾乐祸，而是同于光远一起，到邓小平处，代表胡向邓小平道歉，并向邓小平进行解释，为胡讲好话。
邓小平终于没有怪罪于胡乔木，当然，是邓自有他的考虑。然而，邓力群在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而这件事，应看到的亮点，是过程比结果，更本质的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
对于邓力群以往的许多政治理念与政治活动，笔者并不认可，有些还很反感。
但是，对于上面所述几件事中的他，笔者却很愿意点上几个大大的“赞”！
中国历来有将政治人物脸谱化的传统，将凡与自己政见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将自己阵营的人，都视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两回事！一个凶残无比的人，可能是革命队伍中你的同志，而敌方营垒中的某个人，却也许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产生这样的认识，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革命岁月之后，才获得了的。现在，越来越多历史人物之真相的披露，更是日益加深支持了这一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