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陈永贵的子女后代 陈永贵的儿子陈明亮
浅草 2016-09-12
父亲在陈明亮心中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陈明亮说：“不管多忙，我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去给我爸爸磕头，大寨是我的根。我一进大寨就特别激动，我爸爸当年的很多老战友一看到我就说，哎呀，明亮回来了！他们老泪纵横，我也热泪盈眶。”
陈明亮是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他说：“上大学以后，家里很困难，最拮据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3毛5分钱。当时我就想，得挣钱，得改变这种状况。”从上大二开始，陈明亮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之后开过发廊和餐馆，当过商贸公司的经理，做过股份制企业董事长。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去了澳洲，在进修了两年工商管理之后，开始做贸易。他的经商信条是：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白给也不能要。
2008年,陈明亮当选为太原新晋商联盟副主席，2009年1月又当选为重庆市山西商会首届会长，但是对陈明亮来说，最大的成功不是做了很大的生意，而是母亲宋玉林的一句夸奖：我儿子可孝顺了!
父亲的痕迹随处可见
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个妻子患癌症去世，留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当时全国已经开始学大寨，陈永贵天天忙村里县里的事情，根本顾不上照顾家，有人就给他介绍了离婚的宋玉林。那时陈永贵还没有那么多职务，而且比宋玉林大10多岁。对于当年的选择，老人满脸笑意地用“喜欢”两个字就解释了。
陈永贵有了许多头衔后，仍然是一个拿着大寨工分的农民。有报道说，当时陈永贵每年挣大寨360个工分，每个工分1.5元，山西省每月补助他100元，国务院每天补助他1.2元，有人戏称陈永贵是国务院里的穷人，而当了副总理夫人的宋玉林也确实没有感觉到陈永贵职务升迁对家境有什么改善。
陈永贵也没给家里留下生活费。陈永贵给陈明亮买回来的玩具和给宋玉林买回的新衣服，都被宋玉林给偷偷地卖掉了。卖的钱，买点儿咸盐，买点儿油，家里不缺吃喝，但也要有零花钱，要招待客人。
每逢陈永贵回到大寨，便是宋玉林既舒心又有些发愁的日子，发愁的是老陈回来客人多、开销大，钱不够用；高兴的是一家人又团聚了。
陈永贵到了北京，当然也可以把家属的户口办到北京，但是陈永贵没有这样做，也阻止别人帮他这样做，就连自己的户口都留在了大寨。陈永贵曾经向毛泽东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自己1/3的时间在中央，1/3的时间到基层面上跑跑，1/3的时间回大寨蹲点。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陈永贵不在大寨时，宋玉林也往往只能从广播里、报纸上了解到丈夫的行踪，知道老伴今天在哪个会上讲话了，明天又去哪个国家访问了，宋玉林为丈夫感到骄傲，同时也为副总理夫人的头衔而有些不知所措。
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宋玉林还在村里的托儿所给人看孩子，到大寨参观的外国客人、领导人提出要见她，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穿戴也不好，就东躲西藏。可是陈永贵不在乎，非要找到她不可。找出来还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劳动最光荣。”还开玩笑说：“有人造谣，说我娶了个20多岁的大姑娘，你也让大家看看嘛。”所以后来宋玉林也跟着参加一些接见活动，她家里至今还留着一张她迎接荷兰公主的照片。
现在，陈明亮在北京买了别墅，将母亲宋玉林接过来一起住。前些年，宋玉林家里除了几个大沙发和两个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大鱼缸显示出一些现代气息外，一切都是老人所喜欢的“老式”的摆设。房间里到处可见陈永贵的痕迹：墨西哥总统访问大寨时与陈永贵的大幅合照、世界农业协会发给陈永贵的奖杯、陈永贵用过的橘黄油漆的旧书柜——上面摆着几乎所有和陈永贵有关的书籍。而在老人的卧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端放在柜子上的陈永贵的大照片。照片前有两个香炉——每到祭日，家里人总是要在他的笑容前点几炷香。
墙边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宋玉林说，这是老伴去世以后留下的唯一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从前给孩子们做衣服全靠它。
家人从抱怨到理解
陈明亮是陈永贵唯一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陈明亮能跟着父母到北京，是因为当时他刚刚小学毕业。“如果当时我是18岁，生活能够自立，肯定也是来不了的。”陈永贵自己的户口都是在不当副总理后才迁到北京的，这之前他一直是大寨户口，家里人每年把他的几百斤口粮换成粮票带到北京。他拒绝了周总理和中央多次对他户口的安排，“他说这样可以减少城市户口。”陈明亮说，父亲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他的哥哥姐姐还都在山西昔阳。
大哥陈明珠是他们中职位最高的，曾做到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现在已经退休。
“我二哥陈明善当时在陕西当工程兵，干得很优秀，部队首长说他表现很不错，入党了，准备提干，再到军校锻炼锻炼。我爸就反对，说不管他干得是不是优秀，只要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能这么做。我二哥17岁当兵，一直到我爸去世还是工人。”后来陈明善所在的昔阳县拖拉机厂倒闭，赋闲在家很长时间，前几年才去电业局上班，以工代干。
陈明亮的姐姐多年来一直在昔阳县公安局管档案。陈明亮说：“陈家媳妇女婿个个都是普通职员，我姐夫和嫂子曾经很有意见，进了陈家门不但没有沾什么光，反而处处受压制，也许不攀这门亲，凭他们自己的本事能获得更好的职位。”
“我父亲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我，1986年我正面临高考，他本来打算看我上完大学的。”讲到父亲的去世，陈明亮的眼圈红了。“我爸的遗嘱我到现在还留着，他留了8300块钱，这里面还包括土改时房子作价给集体的3000来块钱。我爸当时的意思是全部交党费。为这钱，我妈和我爸狠狠吵了一架。她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全部交了党费，明亮今年上大学怎么办？所以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他去世那天，掉着眼泪说，我原来打算再活四年，现在看来四个月也不允许了，陈家没出过大学生，我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宋玉林老人说着眼圈也红了。
陈明亮精心保存着父亲的影集，出访墨西哥的，出访柬埔寨的，在大寨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的，去外地作报告的，在田里参加劳动的……这位朴实的副总理除了标志性的农民打扮，几乎在所有的照片里都开怀地笑着，那是一种心底无私的笑。陈明亮说，我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