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怂恿吴莉莉毛泽东谈恋爱 吴莉莉谈毛泽东失声痛哭
山南慕北 红潮网 2016-09-12
吴莉莉
史沫特莱怂恿吴莉莉毛泽东谈恋爱
史沫特莱一贯反对以法律强制维护的婚姻制度，认为“婚姻对所有妇女都是一种压迫制度”。她主张婚姻只能是爱情的自然结合，并且必须以爱情的转移为转移。而共产党虽然废除了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但他们却在实际上坚持着人必须忠于婚姻而不必忠于爱情的原则。这在史沫特莱看来，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它必然要使得已婚的男女失去重新恋爱的权力。史沫特莱深为共产党的男女们，尤其是风度翩翩的男领袖们失去这种权力而感到惋惜，因而她便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说：“如果你们不能从女人的压迫下解放自己，也就多半不能解放中国。”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她竟毅然决定身体力行，以普及交谊舞活动为载体，在延安共产党的领导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男人”运动，并且直接把毛泽东当作了首要“解放对象”。在这场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不久，她曾开心地写信给斯诺说：“我至今尚未能以跳舞腐蚀毛，但是，十有八九不久就能做到。他想要学会跳舞和唱歌，以备万一有机会出国。所以他必须学会最新式的狐步舞……”
史沫特莱的努力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毛泽东的身上发生了重大作用。她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移情别恋的“吴莉莉事件”（毛泽东爱上了给史沫特莱当翻译的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吴莉莉，被贺子珍发现而闹得满城风雨，吴莉莉被迫调离延安），并最终导致了毛、贺的离婚和毛、江的结合。
遗憾的是，这并不能表明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史沫特莱预期的目的。史沫特莱并不只想“解放”毛泽东一个人。然而，还没等到她的“战果”进一步扩大，他就首先遭到了领袖夫人（也是妇女领袖）们的顽强抵抗。斯诺曾间接报道说“延安的妇女开始注意男人中间出现了不驯的气氛，就怀疑艾格尼斯是主要祸根”，于是她们便开始公开地抵制和谴责她。朱德总司令就曾笑着告诉史沫特莱说，他的夫人不喜欢他单独接受一个女人一次次长时间的采访（朱德能讲英语和德语，故史沫特莱可以单独采访他而不用翻译在场）；另据同期访问延安的斯诺前妻尼姆·韦尔斯说，贺子珍曾扬言要枪毙史沫特莱（因为她几乎是故意怂恿毛主席去和吴莉莉谈恋爱）。在这种情况下，领袖们只好有礼貌地劝说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并且有礼貌地拒绝了史沫特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连后来硕果仅存的毛泽东的离婚和再婚终于得以实现，那也只是因为毛泽东的意志坚强和领袖个人权威不可撼动的缘故。
总而言之，延安的男女，乃至后来全中国的男女，直到很久很久之后，都还没有获得史沫特莱所期望的那种“解放”，没有爱情的婚姻始终作为中国婚姻的主流而受到女界领袖的悉心呵护和在这种影响之下所产生的法律的保护（20世纪末曾有社会调查表明，当时中国夫妇凑合着过日子的占了60—70%，有的甚至说是80%）；移情别恋和所谓“第三者”插足，至今还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并要作为“过错”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史沫特莱如果能够活到今天，她也许会反思到她当年在延安发起“解放男人运动”的失败实在是势所必然。因为她不光是一般性地触犯了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而被妇女领袖们看不惯，而且被妇女领袖们认为从实质上侵犯了她们的根本利益。虽然从理论上说，求得妇女的尊严、权利和幸福，原本是延安妇女领袖们和史沫特莱共同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上，她们之间却有着绝然不同的选择。在史沫特莱看来，妇女应该凭着她的自尊、自强、自动、自立和自身具备的素质来实现她在社会上的尊严、权利和解放，她本身就是这样以一个师范生的学历，从美国西部贫困的社会最底层风风火火地走遍世界的。如果说在过去的封建旧制度和旧秩序之下，中国妇女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那么，在革命之后的新时代，她们则已经具备了这种自立的条件，那么，按照史沫特莱的观点，她们就应该根据各自的条件去选择自己独立奋斗的道路，而不要死缠着一个丈夫不放。而中国妇女们却偏偏仍旧崇尚夫贵妻荣，就连当年延安的妇女领袖们所选择的，也仍然是坚持要牢固地维护她们与男性领袖们所固有的婚姻关系来确保她们的地位和权利。这就叫史沫特莱觉得不可容忍。
应该说，史沫特莱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她不知道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看来，女人的命运都是嫁出来的，婚姻和男人是中国妇女赖以活命的根本保障，妇女必须有一个婚姻笼子里的男人做依靠是天经地义的。对于骨子里仍然带着这种传统观念的中国妇女来说，叫她们去考虑脱离婚姻关系而依靠自身素质自立奋斗的问题，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此，她们满足于一夫一妻制度之下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她们来说，革命的意义就是要使男人们也做到“娶鸡养鸡，娶狗养狗”，这样就达到了男女平等的目的。谁要想破坏这种“美妙无比”的婚姻格局，谁就是想要砍断中国妇女的命根子，谁就无异于反革命，谁就该当被拉出去枪毙。
史沫特莱尤其不理解中国妇女领袖们的心病。她仅仅从表面上看到中共男领袖们的“惧内” 和领袖夫人或曰妇女领袖们的“凶悍”，而一点也体会不到领袖夫人或曰妇女领袖们内心的苦衷。实际上，领袖夫人们的“凶悍”，充其量不过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而已，她们的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她们大多数都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见过大世面，没有足以与丈夫的高素质相匹配的政治、文化水平，和作为领袖夫人所应当具备的面向五洲四海的交际能力。仅仅是因为过去在山区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外来高素质女性竞争的情况下，她们才好不容易地得以以女中豪杰的身份嫁了一个好老公，并且以革命的名义赢得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与家庭。而恰恰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采访的同时，大批诸如丁玲、吴莉莉之类的中国革命女知青也开始从大城市涌入延安。她们除了革命战争的战火历练远不如从井冈山长征而来的领袖夫人们之外，几乎哪方面都比老革命的领袖夫人们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史沫特莱把她那套“资产阶级”的“自由相爱”制度引进延安的话，那么，男领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和城市女知青作为“第三者”插足革命家庭，抢走她们丈夫的问题必然要泛滥成灾，而倒霉的只能是她们这些“糟糠之妻”（毛泽东和贺子珍就是就是一对典型的范例）；那么，中国女权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将毁于一旦。
正是由于她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严重的威胁，并且从理性上充分地认识到了“自由”只对男人和那些后来居上的知识女人有利，而对她们这些“糟糠之妻”绝对有害的道理，她们才不得不对史沫特莱这位深深地同情着中国革命并明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朋友试图引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原则予以坚决的抵制和毫不留情的反击。虽然凭着从井冈山长征过来的老资格和那种坚苦卓绝的膂力，她们中的许多人即使脱离了与领袖的婚姻关系，也可能独立自主地争得到将军和部长的高位。但是，在中国妇女看来，只有婚姻的主导权，才是她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权利，与其去争当将军和部长，还不如牢牢地控制婚姻主导权来得更迫切和便当。况且，在中国，被丈夫“抛弃”还是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耻辱”呢！因此她们宁愿死守着哪怕是没有爱的婚姻去享受夫贵妻荣的荣耀，也绝不肯象史沫特莱那样独立自主地根据自己的所能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天地；同样因此，她们就要坚决捍卫稳固的婚姻制度而毫不留情地扼杀史沫特莱所倡导的那种“资产阶级爱情”。而恰恰所谓抛弃“糟糠之妻”和在婚恋问题上“喜新厌旧”的做法，即使从中国男人的传统观念看来也是“不义”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宁愿死守着固有的婚姻而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去移情别恋。这样，史沫特莱除了败走麦城之外，显然是别无他路。
史沫特莱即使有她个人的伟大经历作典范，也不足以影响多少中国妇女去学走她的道路，遑论其他人的泛泛之言呢？呜呼，史沫特莱埋葬在中国。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我们也已欣喜地看到，当初曾一度讨厌过史沫特莱的康克清女士，最终终于理解了并十分敬重于史沫特莱。更别说在当代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婚姻和男人的依赖，独立自主地走上了自己的事业天地，从而也就取得了选择爱侣和婚姻的自由。不管人们如何挖空心思地予以防堵，死的婚姻毕竟在越来越多地死去，爱情在新一代中国男女中必将进一步得到张扬。史沫特莱没有白来中国一趟，更没有白埋在中国。
吴莉莉谈毛泽东失声痛哭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一九八○年后被安排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工作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参事。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一边聊天，他对我述说了一件往事，我终生难忘。
那天正好审判“四人帮”的江青，江青出场后，态度十分嚣张，桀骜不驯。父亲看了，感叹道：“中国落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老百姓不倒霉才怪。要是换了吴莉莉，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爸爸，您说的这话是甚么意思？吴莉莉何许人也？她怎么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还记得你张伯母不？”
“记得，当然记的。她不是妹妹的乾妈吗？小时候，因为她长得美极了，我们都叫她天下第一美人。”
“她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张伯伯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咱们两家走得很近。你妹妹小时候长得活泼可爱，她特别喜欢，就收下做了乾闺女。你母亲病死后，又是她给我介绍的续弦，也就是你的继母王慧敏。所以你张伯母和咱们家的关系不一般。”
我的眼前马上显现了张伯母的形象。
张伯母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研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
后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
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徵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
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 ...... 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
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里，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
这件事发生后，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
一九九二年，我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托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在“文革”时期，我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后来，表弟陈良告诉我：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六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