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准确,1980年11月13日,我和华东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的朱华荣一起到秦城监狱会见
江青。我当然是有情绪,江青这个人确实太坏太坏太坏,但是整个过程我都对自己讲,你要永远记得江青是你的当事人。
到了秦城监狱,狱警把江青的情况简单做了一个介绍,然后就说,你们有没有兴趣看看她的居住环境。我说应该看一看。那个楼是很长的那种楼道,里面有很多房间,只关了她一个人。牢房上边有一个监视孔,24小时有人监视她。房间有十七八平米,一个单人床,一个写字用的台子,一个小的卫生间,里面有抽水马桶。
我们等她的时候,狱警把她坐的位置都准备好了,谈话要有一张桌子,桌子前放了一把椅子,那就是给她坐的。江青进来后,捋了捋头发,手就按着椅子背,没有坐。这时候我示意她坐,她才坐下。那时候我就想,哎呀,真会演戏。“老娘”嘛,很刁的喽,她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的生人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呢?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想一想未必是演戏,把这看作是一种礼貌,可能更客观一些。我说人家是演戏,无非是联系了人家的历史,作出了主观判断,没有多少道理。
见了面我才知道,江青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委托律师人选,而且一共有四位。第一位是曾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的史良;第二位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的周建人;第三位和第四位比较特别,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她给我做了说明为什么要找这四个人:
史良和
周建人都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第三个刘大杰,她说因为我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好,我信得过;第四个李敏,她说如果这三个人都不行的话,我找家属总还是可以的。按照她的说法,李讷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她要找李敏。我一听这四个人,前两个都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不可能,而且年纪都很大了;刘大杰当时也正在受审查,这个也不可能;李敏是家属,用家属做辩护人,我们的限制是很严的,最高法庭是不是能批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给她讲:“现在不是讲这四个人,是你愿不愿意找我们,或者你愿不愿意由特别法庭给你指定,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并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转而要求我和朱华荣先做她的法律顾问,回答她提出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