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平回忆爷爷朱德往事 83岁被逼“滚出中南海”
彼岸花开 2016-08-15
朱德与朱和平（左一）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5期
在空军某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朱和平大校（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朱和平书柜里有一张50年代的巴掌大的朱德绣像被细心裱在金色相框里，落款是河南某小学送给敬爱的朱爷爷。今年是朱德元帅诞辰120周年，为了配合这一重要纪念日，朱和平一家7月6日会去给爷爷朱德扫墓。“爷爷离开我们30年了。我还时常想起，6岁那年站在北戴河海边，死活不敢下水，爷爷对我伸出手说：‘和平，大胆些！爷爷扶你！’”
7月6日
1976年7月6日中午13点半左右，天气闷热，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医院四楼，我和爷爷的警卫员、秘书及兄弟几人正在吃午饭，走廊里忽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医生走进来说：“不好，快过去！”我扔下饭碗进去的时候，看到奶奶康克清被我母亲和护士扶着站在床边，病床上的爷爷已经进入弥留状态，血压计的水银柱每10分钟就下降一些，心电图的波动逐渐变小。14点27分，爷爷呼吸停止，15点01分，心脏停跳。
从入院到离世，只有9天，相伴爷爷47年的奶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仅是亲人们，跟随爷爷多年的工作人员也没想到会这么快。秘书趁这几天还给家中换了个浴盆，浴室地板太滑了，换个矮浴盆，将近180斤重的老爷子也方便些。在我的记忆中，那天家人的感情淹没在巨大的哭声中，哭得最厉害的是警卫秘书，奶奶只是扶着床边，表情非常痛苦，可是太悲伤反而不能一下释放出来。
半小时后奶奶被送到隔壁的房间休息。我们连新衣服都没来得及给预备，我和警卫员李延良回家找衣服。爷爷有一套多年的中山装，还算新，是接见外宾才穿的，还有一套半旧的毛衣毛裤。从头到脚没有新的说不过去，我们去红都时装店给他买了一身衬衣衬裤，米黄色榨蚕丝的。对所有后事的处理，我家人都配合中共中央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只有一件事提了异议，爷爷的仪容整好后，我们和奶奶去看，奶奶流着泪看了半天，半晌才悄悄问我，“你看爷爷的妆是不是有点重啊？”化妆师解释说还要上电视，灯光一打就看不出来了，我们心里觉得本来爷爷脸色挺好的，这个妆看着有点重，但还是服从了安排。
对于我们家人，最痛苦的记忆是爷爷火化的那一天。一直到送进火葬场，最后看一眼爷爷的时候，我们再也忍不住眼泪和悲痛，放声大哭。骨灰盒是我抱出来的，奶奶伸出双手捧过来，脸颊贴着骨灰盒，闭上眼睛轻轻摩挲了很久。
爱与亲情
我8个月大就开始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20多年里我从来没见过奶奶这样的深情。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对爷爷更多的是敬重和体贴。从陕北时代开始，奶奶一直称呼爷爷“老总”，而爷爷则叫她“克清”。17岁的奶奶第一次见到43岁的爷爷的情景，多年后被她写在了一封信的开头：“我记得，在离开我家一百多里的地方，第一次看见你，使我觉得你——红军的总司令——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像一般农民一样。当时我很奇怪。其实那正是你伟大的特征。”当时对红军总司令的爷爷怀有单纯崇敬的奶奶，用史沫特莱的描述：“是一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所以，奶奶在回忆录里提到过，当“朱总司令”来到她的面前，说出“我很喜欢你，觉得你泼辣大胆”的时候，她曾用“苦恼”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告诉曾志，“论年龄、水平和地位，我和朱军长差得太远”。
奶奶曾经总结两个人的感情历程，“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解放后奶奶在东四负责妇联的工作，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洗澡，她不像邓颖超、史良她们，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更像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除了工作，就是照看孩子和丈夫。小时候我最淘气的一件事就是爬上了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的房顶。家里奶奶教训我们，该骂就骂，该打就打，不过我们还是不怕她，真正怕的是爷爷。爷爷老是讲一堆道理，从没见过发火骂人，却自有一种服人的气度。
我们朱家进中南海先后居住过三处寓所，含合堂、永福堂和西楼。我进去时住的是永福堂，离毛泽东很近。很快中南海就修建了新式建筑西楼大院，我们居住的乙楼，楼外有一片花棚专养兰花。爷爷爱兰花有传说是因为牺牲的妻子伍若兰，他很懂得养兰之道，出差喜欢亲自上山采兰草。他常说：“兰花有自己的个性，讨厌浓肥大水，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乙楼的一层是孩子们和值班秘书住，二层4间房，老两口各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我童年快乐的回忆都是在这个家里。俄式的房子又高又阔，非常舒服，爷爷住的二楼有个大平台，夏天晚上他喜欢在那接待客人。“文革”以前，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这些老帅常常来和爷爷下棋，都像孩子一样，为了悔棋大声笑闹，只有爷爷像个长辈，总是笑呵呵地看着，从不大声讲话。
这时期的朱家，是中南海最热闹的大家庭。除了孙子外孙，爷爷委派亲戚从老家子侄中带了10个人来北京，供他们吃饭读书，常客还有孙维世(她是爷爷第二任妻子的侄女)、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和任弼时的孩子等。这一大家子人吃饭的场景在中南海很不常见，要摆两张桌子，陈毅的女儿形容“其乐融融，感动人心”。这也给我家造成了不小的家庭负担。爷爷奶奶一个月合起来能拿700块钱，但是孩子最多那几年里每个月基本上都剩几毛钱。我还保留了朱家详细帐本，清楚记着“米面菜水果167.8元，朱春元看病1.62元，买鞋油两盒0.6元，朱和平大灶吃饭扣炊事费1元”。尽管生活俭朴，奶奶还是展露出生活情趣。我们这些孩子的衣服用品包括礼物，全是奶奶亲自买的。除了必须品，她最喜欢小洋娃娃、12生肖摆设、扇子这些工艺美术品，我们家现在还存了一大柜子。
受到冲击的家
建国初期，爷爷走遍全国视察，出国访问，留下了许多搭着毛巾站在工地上，喜笑颜开的照片。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每周基本上住在玉泉山，每天爬山到泉水边看书，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规律。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喜欢那里的环境，但是玉泉山是属于爷爷一个人的空间，我们总是到周末会去陪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爷爷反复召开家庭会议，叮嘱家人“不能参加帮派组织”。
1966年冬，造反派冲进中南海西楼大院的时候，爷爷还在玉泉山。家中只有4人，奶奶、警卫员郭计祥、阿姨肖桂珍和我，我被奶奶关进一楼的房间里，听到外面的对话。
“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是老右倾，你知道吗？”
奶奶说：“我只知道朱德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
“朱德最近作了检查，你为什么不同他划清界限？”
奶奶说：“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滚出中南海”的口号震天，我在屋内心都收紧了。等他们离开，我走出来时，看到了满院的大字报。爷爷在第二天赶回来，看到大字报，他用拐杖敲打着地面：“除了朱德二字，剩下的简直一派胡言！”说完就上楼去了。周恩来随后赶到，他安慰爷爷，劝他先回玉泉山，暂时不要回来，但是爷爷再也不去玉泉山住了。
1967年2月，我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看到奶奶站在大卡车上，戴着高帽子，正在从南向北游街。我立刻躲在人群中，怕奶奶看到自己难过，一面止不住地流泪。但是奶奶回家后反而精神很好说，“我今天算经风雨见世面了！”由于周总理干预，原定在工人体育馆开的“批朱大会”被取消。3月，子女们全部被遣出中南海，我开始了住校生涯。以前我们都向往着考北大清华，但是“文革”开始以后，我对这些学校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是当时“造反派”最多的学校。偶尔我可以在西门传达室见见爷爷奶奶，也可以去妇联看望奶奶。我们见面时，他们常常耐心地听我讲述外面发生的一切情况，也非常关心其它中央首长家里的情况。老两口“文革”时只能偶尔照顾一下年纪小的我，其他的亲人很难顾及。我就讲讲外面的变化，邓小平、谭震林等首长的孩子们大多被安排在西便门附近住，我们偶尔也能见见面。1968年以后，年龄大点的很快就上山下乡了，我们是岁数最小的那批，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可是1969年居然分配工作了。我被分到首钢当工人。1969年10月，爷爷、董必武、徐向前等老同志被通知“疏散到外地去”，83岁的爷爷几经争取，终于带上了奶奶。两个人前往广东从化一家疗养院，从此离开了居住20年的中南海大院，再也没有回去。
可以算作幸福的晚年
1970年7月，爷爷奶奶回到北京，住进了万寿路“新六所”。8月22日，前往庐山参加第二次庐山会议。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从庐山回来，爷爷对家人说：“这次解决了陈伯达的问题，很好！他是政治骗子！”从爷爷的谈话中，我们感到他心情明显好了很多，他让我们和工作人员去中南海和玉泉山把东西搬过来，重新开始了晚年生活。我们家常年的保健医生顾英奇有一段回忆：“老总年纪大了，偶尔也会像个孩子。他的饮食一向很规律简朴，但有一次中午亲自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天冷吃羊肉可以补身’，晚上又去了一趟，问羊肉买了没有，自己还不好意思地笑。老总的体重增加了，也添了糖尿病，康克清要时刻注意他的饮食。有一次两个桃子摆在桌上，老总拿起来就吃，康克清连忙过去夺‘老总你不能吃这么多，见面分一半’，老总左躲右闪，故意让康转圈，旁边的工作人员都被两个人的玩笑感染了。”……我觉得70年以后爷爷奶奶的晚年生活可以算得上幸福了。
1970年我瞒着家人在北京市宣武区武装部报名参军。“文革”开始后，一度停止征兵，1969年恢复，我问爷爷奶奶，他们不同意。爷爷的意见是：“你应该上学，做技术工作，现在发展工业，当工人有什么不好，总说当兵，我看你是想当官！”但我觉得当兵的机制好，淘汰竞争很激烈，适合男人去干。大学和工厂都那么乱，只有军队有发展。入伍通知下来后，爷爷的态度却和蔼起来，“咱们兵家出身的……你从小生活无忧无虑，应该锻炼”。奶奶更是亲自坐公交去火车站送我，“你爷爷怕惊动人，不然也来了”。我去部队以后，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想送我上指挥院校。但是爷爷不同意，他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场高科技战争，没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基础理论功底，是当不了指挥员的。我当时有点不理解，但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他们给我寄了许多书，主要是当时的高中教材。看到新的高中课本，我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多么落伍，于是开始拼命学习。特别是英语，我基本补上来了。1977年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起点吧。
1971年，爷爷又恢复了去北戴河渡假的生活。我恰好在北戴河当兵，可以常去看看。我们在北戴河见到了许多老一辈，也包括林彪一家。这个时期，陈老总来看望爷爷，两个人相见分外感慨。爷爷沉默良久，神情凝重一字一句地对陈老总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那样的容忍和牺牲，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搞清楚的。”那几天，爷爷精神特别好，陈老总也说了许多话。谁也没想到，4个月后，陈老总就去世了。我记得全家是9月12日回的北京，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坠机事件。
1958年以后爷爷很少去军委办公厅，但林彪事件后，爷爷又抽空去军委办公厅和老帅们一起看电影。大家都知道，他是去稳定人心的。我印象很深，1972年除夕，家里又热闹起来，王震、王稼祥、廖承志带着家人来到我们家。爷爷看到大家，说了一句“你们头发都白了!”在场之人无不动容。此后，爷爷专门借中联部的礼堂，每个礼拜放电影给“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同志和家属们看。邓小平的子女，陈云的子女，刘伯承家，任弼时家都是常客，我想这是爷爷为这些老干部们重新出来工作营造一种气氛吧。
1973年，毛泽东和爷爷接见军委会议的领导同志们时，毛泽东公开讲起了“朱毛”的典故，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朱毛，朱毛，朱在先嘛……”还说到了给贺龙平反的问题。我们很少看到爷爷的情绪表露，但那天爷爷回来以后很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从那以后，爷爷参加了更多的工作，1975年又继续当选人大委员长。尼克松访华后，外宾也越来越多，爷爷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3月6日，爷爷在“新六所”的书房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爷爷是从来不写这种话的。他写的最多是毛主席诗词、他自己的诗歌，还有和董必武互相唱和的诗。这幅字当时就被奶奶拿去裱成条幅，爷爷去世后就挂在奶奶的书房里，她告诉我，后来才感觉到这个就像是爷爷的遗言。
1976年
奶奶在爷爷去世后向邓颖超提起“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走了呢”是有原因的。对于爷爷的身体，早年流行着“刀枪不入”的传说。跟随他近20年的医生顾英奇说过：“朱老总身高1.69米，但是非常壮实，背很宽厚，虽然胖，但是肌肉量大。这么多年前线作战，连个疤也没有。”多年的早餐是一小杯酸奶，一个蒸鸡蛋白，一片烤面包——他的牙齿没掉过一颗。平时他周末带全家人爬香山，夏天一定是第一个到北戴河度假，最后走。爷爷游泳在第五海水浴场，他一个人带着游泳圈，向很远的地方游。直到1975年，89岁的爷爷依然坚持在北戴河消暑。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涂上凡士林，他在海水里泡20分钟，还对身边的医生说：“明年我还要来游泳，晒太阳。”北戴河五浴场管理员小屋至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1975年8月25日，水温：26摄氏度。”这是爷爷最后一次游泳那天的水温记录。
尽管糖尿病、冠心病一直缠绕他，在我们心目中爷爷比许多同龄人硬朗得多。1975年7月，爷爷第一次出现四肢使不上劲的情况。当1976年1月8日，爷爷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精神状态一下子变得很差。周总理每一次手术和病情进展都汇报给爷爷，却瞒住了周总理病重的消息。奶奶当天暗示他总理病情恶化，爷爷坚持说：“不会吧，他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这么快就恶化呢？”又像给自己信心似地说：“有那么多好大夫，不会这么快！”晚上8点，爷爷从收音机里听到哀乐时，惊呆了。他不相信，他看每个人的表情，看到大家都很痛苦，他才一下子哭出来。陈毅去世爷爷也哭了，但这回他完全不能自已，痛哭流涕，一遍遍地向身边的人讲述周恩来的故事……爷爷是1922年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最早结交的老朋友。遗体告别时，他用最慢的速度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很久都不愿意放下。接着几天他不吃不睡不说话，一直瘫在沙发里，身体极度虚弱。到追悼会那天，爷爷早就让人准备好车，还准备了从来不坐的轮椅，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大家去搀扶，他的腿是软的。爷爷大叹道：“这怎么对得起恩来啊？”流着泪看完了电视转播的追悼会。
医生顾英奇保持着一份详细记录。“1976年3月，老总开始使用轮椅，但还是能步行就步行，血压持续波动偏高，吃一点人参。5月偶尔犯心绞痛，其间两次因感冒住院，几天就康复了。直到6月25日，由于等待外宾时间过长而感冒，有点难受，但晚上还是让护士推着在院子里转，那天转完一圈要回了，他摆摆手，又多转了一圈。到26日早上，体温达37度，拉肚子。”医生都觉得不妥。“而且精神很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医生劝说爷爷住院，爷爷并不情愿，但还是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时感冒已经转成肺炎了，肺部感染严重，要打庆大霉素，但是要伤害肾脏，20多个各地来的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是，先控制感染。”奶奶这时才紧张起来，她对我说，听到刘湘屏(谢富治之妻)问医生“还能拖多久？”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医生们的。7月1号烧退了以后，爷爷还把秘书叫来问有什么工作，秘书让他不要再操心。我妹妹朱新华从学校赶来时，爷爷抬起身笑着说：“我们的大学生来了……”但是他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排尿越来越少。紧接着全身脏器都衰竭了，7月5日排尿87毫升，爷爷陷入了重度昏迷。
爷爷入院前，我一直就在家中，入院后听说没什么大碍，我准备先回天津点击查看天津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看母亲后返回部队。晚上刚到天津，就接到了奶奶打来的电话，说爷爷病重，让我迅速返京并转告其他家人。爷爷过世后，奶奶将爷爷生前的储蓄20306.16元作为党费，以及一件白虎皮大衣都上交给了中央办公厅。出乎意料的是，爷爷给我留了一张存折，不知哪年哪月用我的名字存的，我们家从来没发过压岁钱，但是生日过节都有小礼物，这就算是最后的礼物吧。1992年，奶奶去世前，我趴在她耳边问是否与爷爷永远在一起，她听懂了，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