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反腐震动中南海 聂卫平：对胡耀邦佩服的五体投地
山南慕北 2016-08-09
胡耀邦将一生贡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他是改革开放早期的主要旗手之一。胡耀邦在反腐、端正党风等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对他敬佩不已。
胡耀邦反腐震动中南海
本文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著。
1984年2月父亲在南京视察时，曾有几分担忧地对外交部的一位领导说: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一开始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因为老百姓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
对此，父亲的体会比别人更深刻。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纪委成立之前，父亲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就根据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生活准则的草稿，共有12条:
1.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崇拜）；
2.如实反映情况（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
3.党内不允许搞宗派（要搞五湖四海）；
4.有话摆到桌面上，不搞阳奉阴违（坚持原则，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5.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6.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只能民主讨论，不能压服；
7.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8.保证党员的申诉权利；
9.党内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10.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11.党员之间是同志关系，不能搞特殊；
12.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中纪委成立时，父亲建议将此列为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称赞说:这个12条准则很好，是耀邦和中组部同志为我们全会做了一项很好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后进行工作的有力武器。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修改，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后12次易稿，最后由父亲签发，经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于1980年3月15日公布。
他后来在中南海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谈话时说道:“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难免的，组织上保持统一和团结，有时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团结，当然就得有保持团结的愿望，还要有保持团结的基本规范。比如，一定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随意把谁打倒。一个同志有不同意见，甚至犯了错误，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简单地采取组织措施，没有成功的经验。”
父亲认为，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然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职务的方便，不法经商牟利，在群众中引起了越来越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那几年的“严打”中，违法的干部子女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锒铛入狱。找父亲求情通融的电话为数不少，父亲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长期有着很好关系的同志。
即使这样，在1986年1月20日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父亲仍然严肃地指出:“要办案子，不能讲空话。至少是用90%的精力解决已经发现的和以后要发现的案件。现在我们的'原则'太多了，教训人的话太多了。老是讲那么多原则，中央讲原则，到省上也讲原则，甚至支部里也讲原则，哪来这么多原则呀？中央讲了原则，其他人就要办事，解决具体问题。要从具体案子抓起。今天上午书记处议了一下，有几个干部子弟已经抓起来了，可有些该抓的还没抓。为什么不抓？没什么含糊嘛！过去我们许多事情就是议来议去，照顾过来照顾过去，干扰过来干扰过去，该办的事情没有办。小平同志指出的'手软'，至少已经讲了六年了……我在上午书记处会上就提出来，新犯的罪加一等，立即通报，没有这一条还行？”
1986年12月初，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闹起了学潮。随之影响到上海，进而波及北京。开始是部分学生对学校的伙食有意见，有些是对学校的治安管理不满意；后来，也有少部分人将这些具体问题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和学生的情况，并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研究讨论，认为:第一，全国的政治形势是好的。第二，现在出了一些问题，目前是学生当中，前一段是工人当中（沈阳上街游行），但不影响全局。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
父亲对于少数人闹事，一直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一部分青年受骗，经过教育以后，觉悟过来了。少数人闹点事，有一部分闹得对，因为我们自己有官僚主义；另外，由于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相当仇恨，这个不要紧，这是极少数人，成不了气候。”
父亲对青年总是充满了希望。这也许是因为父亲长期做青年工作，对青年和学生有偏爱；也许是因为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宽容大度。
他说:“广大青年学生是好的，他们纯洁、爱国、向上，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这次学潮在1986年底基本得以平息。然而，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与父亲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严肃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邓小平认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1987年1月2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请求免去自己的总书记职务。
1月16日，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8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17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2人；以及其他有关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向会议报告了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的情况。会议对父亲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通过了公报，决定接受父亲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之后，中共中央在半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下发中央文件，向全党通报了父亲的错误和他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定，我是在中华医学会听了传达中央文件才得知的。那会儿，我心里竟泛起一丝快慰。因为在六年总书记的任上，父亲几乎只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工作，属于勤政殿。如今卸任，那是命运又把慈爱宽厚的父亲还给了我们。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父亲要秘书告诉家人，谁都不要去看他。他身心疲惫地在勤政殿休息、思考。
两个星期之后，那是中南海冰封湖面的一个黄昏，夕阳晚照中，父亲带着一些文件、书籍离开了勤政殿，迎着湖畔凛冽的寒风回到了家。当他踏上小院的走廊时，身后那扇通往中南海的小门，悄无声息地轻轻关上了。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画上了句号。父亲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实现了自己退休的诺言。
聂卫平：对胡耀邦佩服的五体投地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