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岗自杀身后隐情 高岗玩过的女人
浅草 2016-07-26
看到2002年2月8日《报刊文摘》刊登的《高岗之死》（摘自《广州日报》，作者张孝温）一文后，作为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临时分管高（岗）饶（漱石）专案的徐子荣同志的秘书，我感到有必要对高饶专案及高岗畏罪自杀前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加以补充。
1953年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期间，高、饶篡党夺权的阴谋被揭露。由于公安部长罗瑞卿参加中央财经会议和参与中央处理高、饶问题很忙，所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由副部长徐子荣和陈龙负责。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禁毒、肃反运动和深挖潜伏特务、反空降、反偷渡、剿匪、镇压反革命斗争的紧张时期，为了尽快查清高、饶的问题，公安部奉命成立了专案组，由徐子荣同志分管。徐子荣副部长选调了一些政治可靠、工作能力强的局、处、科长，负责具体工作，主要是查高岗有无里通外国的问题。我曾听徐子荣副部长说，高岗背着毛主席提出中央人事安排，并私下活动。
高岗的生活十分糜烂，专案组查明他仅在东北时就利用权势借跳舞机会，占有了十多个女青年的清白。而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查他有无与白俄女青年勾搭，搞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由此，我想到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有文章揭露高岗和林彪在毛主席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途径东北时，提出要以他们二人的名义给斯大林送礼，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可见当时要公安部专案组查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来由。
当时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了一位处长来公安部，在单独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负责审查与高、饶政治问题有牵连的人和事。这些属于党内问题，之所以要在另一处办公，就是要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来公安部办公则是为了严格保密。我曾听说有多位高级干部被牵连到高、饶案中，自然关注他们的命运。但以后多年的迹象表明，他们均安然无恙。
揭露高、饶问题后，中央对高岗的生活待遇没有任何改变，他和家人仍住在东交民巷老8号（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旧址），警卫和服务人员齐全，每周末照例举办舞会。高岗平时除反省检查外，过着悠闲玩乐的生活。
饶漱石的情况却不同了，他被送到了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有一天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陪同下，徐子荣副部长去景山北街一个邻街独院小洋楼（饶原来的住处）察看时，已是人去楼空了。据公安局的同志报告，此洋楼己被搜查过。饶的夫人陆璀被株连，经审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释放，以后经组织批准同饶离婚。
经公安部报请周总理批准，饶漱石在狱中的生活与后来在押的潘汉年等少数几位受到特殊优待。我曾随徐子荣副部长到狱中检查时看到，他的监房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写字桌和座椅，可看书报。据监狱负责人姚伦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说，饶的生活费每月100元，由专门厨师烹调。早点有牛奶、鸡蛋，每餐有鱼有肉，荤素搭配，饭后有水果。定期体检。饶看上去身体矮胖，还算健康。后来他被释放，安置在秦城监狱外面一个平房住下，他在国内没有亲属，有关方面找了一个人照顾他的生活。再后来，因他年迈多病住院治疗无效，病逝在医院。
高、饶专案是当时的“大案”，绝对保密，专案组所查到的每一进展情况，徐子荣副部长都要及时报告罗瑞卿部长，同时书面签名后呈报周总理，要我直送总理办公室主任李琦或总理的政法秘书王弘同志手中。
有一次，总理写给徐子荣同志一封关于高问题的亲笔指示信，则由李琦同志来公安部亲手交给徐。
高岗第一次用手枪自杀未遂后，中央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关注，总理要公安部介入，加强对他的监护工作。徐子荣同志选派警卫局办公室主任赵光华到高的住处，全面负责此项工作。
1954年8月17日晨，我接到赵光华主任的电话，说“高岗死了”，己送北京医院。我当即跑到徐子荣副部长住处报告，徐子荣副部长立即乘车前往高的住处。公安部离“老8号”很近，仅用几分钟便到了那里。赵光华在主楼门口接徐子荣副部长走进大厅，并请高的夫人李力群下楼来到大厅。他们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说，高每晚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护士每晚在他睡前按规定剂量送药，并看着他服用，要他张口，护士察看无误方才离去。近日来未发现他的情绪有何异常。李力群说，是夜她一觉醒来，发现高岗已经断气。
据赵光华介绍，高岗死后，在他的床褥下面发现了安眠药片，表明他每次都是把药压在舌头下面，并没有吞下，等护士离开后拿出来藏在床褥下面，这样逐渐积存起来的。由此可见，高岗决意要死，办法很多，别人是看不住他的。
在赵光华等人的陪同下，徐子荣副部长到楼上高岗的卧室看了自杀现场。
当天，赵光华同志送来了北京医院关于高岗尸体解剖的报告，死因结论为服用安眠药过量而亡。“报告”是卫生部傅连璋部长用毛笔亲笔写的。徐子荣副部长要我将“报告”直送总理办公室。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徐子荣同志负责处理高岗的后事。为此，让赵光华同高的家属商量，将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高老虎叫来，如实告诉他高岗是服安眠药自杀的事实。由公家花了5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据说埋葬在万安公墓。
1960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针对小说《刘志丹》指出，有人利用写小说来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关于高岗的问题又起，气氛骤然紧张。北戴河会议转回北京继续召开。会后得知，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被免除职务，到中央党校学习。这位副总理是一位老革命家，文质彬彬，深受人们敬重。“文革”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当时，为保证高岗遗孀李力群及家人的安全，公安部协同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为李力群及家人找了一个四合院，胡同隐蔽处安排其他有关同志住下，以观察外来人员。安排李一家住下后，徐子荣副部长陪同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去看过。安部长对住房及周围环境、门卫和用汽车接送孩子上学等安全措施均表示满意。徐子荣副部长当场叮嘱李力群：“有事随时同我的秘书联系，”在返回途中，徐子荣副部长告诉我，高岗曾经坐火车去杭州活动过林彪。职业的敏感，使我进一步理解了中央对李一家的安全特别关注的用意，这是根据当时形势变化采取以防万一的措施。
1968年夏的一天下午，安子文专案组派人到公安学院找我调查高岗的事时说：李力群说对她一家采取种种措施进行“监视”。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部长回京住在前门饭店，我陪徐子荣夫人孟松涛看望安部长时，将李力群误为“监视”一说做了报告，安部长说，“这不好，那（‘监视’）不是事实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央有关部委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作政治报告，讲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不能平反。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310页）一文中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还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