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陈永贵简历 陈永贵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
浅草 2016-07-26
陈永贵简历
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个妻子患癌症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后来再取宋玉林，两个妻子共为其生育四个孩子，陈明珠，陈明善，陈明亮以及一个女儿。其中陈明亮最小，也是目前发展最好的儿子。
据陈明亮回忆，父亲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他的哥哥姐姐还都在山西昔阳，而自己却因为当时还小，不能独立生活所以被父亲带到北京，因此而拥有的背景户口，除他之外，哥哥姐姐都还是老家的户籍。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8个大字。
陈永贵升职后骄横
陈永贵职务上升后，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起来，竟把自己看成是8亿农民的首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李玉秀，因为在“四清”中写了一篇内参，讲到大寨地亩不实。“文革”开始不久，陈永贵把李玉秀揪到大寨进行批斗，说他是大寨红旗旗杆里的“蛆虫”，是刘少奇的“黑干将”，罚他在大寨劳动了半个月才放走。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社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着“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要求新华社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组去大寨。
陈永贵官大，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陈永贵的要求组织大寨记者组。军管小组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张广友（《农民日报》原总编辑）的头上，要他牵头组成大寨报道组。一行5人，于1969年初奔赴昔阳。
昔阳县委领导根据陈永贵的旨意，把张广友等5人安排到县招待所，住在一个通铺的房间里等待陈永贵接见。一等就是一个星期，他们天天去问，何时能见到老陈，何时能去大寨？好不容易到了第八天，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委员（7人），单独把张广友叫去了，询问记者组的情况，当他听到记者组里有两名山西分社记者时，就说：“总社的，我们欢迎；分社的，我们不欢迎，他们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阳采访，请他们立即回去！”
陈永贵这个人，当了大官，掌了大权之后，一向说一不二。总社没办法，只得按他的意见办。于是，经总社军管小组领导同意，山西分社两位记者回到总社，同去的3人到了大寨，住在大寨村外边的大寨招待所。
大寨门难进，领导难见，群众不能接触。张广友他们每天除了看材料，就是看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大寨的人群，看陈永贵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检阅红卫兵。
他头戴白毛巾，身穿对襟中式褂子，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招手，在一片口号和掌声中，连连不断地说：“同志们好！”这些东西实在没法宣传。就这样，3个人在大寨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一篇稿子也没有写成，只好找了个借口，陆续回了北京。
1979年年底，中共晋中地委发的136号文件说：经山西省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县委书记，从此揭开了昔阳问题的盖子。
据昔阳县有关方面统计材料记载：1967年至1979年，陈永贵掌握昔阳县领导权的13年中，全县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因此而死伤农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在此期间，全县粮食产量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
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时，很多公众场合，他将一条白毛巾扎在头上，在高层领导人中间甚是显眼，老百姓戏谑地称他为“永贵大叔”。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永贵大叔”的要求，解除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陈永贵的“乌纱”一丢，揭发大寨问题，披露大寨真相的文章纷至沓来。陈永贵成了“昔日之阳”。当时，中央决定，对陈永贵的错误只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不进行公开报道。
陈永贵这个从虎头山上一步升天的“星”，虽然已陨落多年，但他的错误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灾难，将来历史学家去进一步评说的时候，恐怕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要一章。
（摘自《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新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