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遗嘱内容？粟裕死后将骨灰撒在八省市
浅草 2016-07-22
粟裕墓
黄山，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三顶桂冠于一身，举世瞩目；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之首，素有“常胜将军”之誉，中外闻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70多年前，粟裕就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在1934年12月，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成了以粟裕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将士浴血奋战的战场。对粟裕而言，那是一场惨烈异常的战斗，先遣队损失之重为北上以来之最，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以至于在自己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葬在那里，永远陪伴牺牲在那里的战友。
挥师北上
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到1933年底，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纵横近1000里缩小到300余里。
面对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1934年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调回长期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的红七军团，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和参谋长粟裕率领，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而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希望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带着中央苏区赶印的160万份《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底，遵照中革军委电令，冲破敌封锁线，抵达方志敏领导创建的赣东北苏区。
当红七军团抵达赣东北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11月4日，中革军委来电，命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十军团，七军团编为十九师，十军编为二十师，组成更强有力的先遣队。由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兼二十师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十九师政委，刘英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对闽浙赣苏区党政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方志敏由闽浙赣省委书记改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原七军团中央随军代表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军团整编后的主要任务是：十九师出击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二十师留在闽浙赣，保卫老苏区。来电还决定，闽浙赣省委、军区及新组成的红十军团统受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领导。
11月18日，红十九师在寻淮洲率领下，从江西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同日晚7时，中央军区来电，命令红十军团全部出动，“坚决地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新苏区”。“为了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决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同时调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24日，方志敏、刘畴西率军团部及二十师离开闽浙赣苏区首府葛源，进军皖南。
12月10日，率先出发的红十九师突破敌军围追堵截，与红十军团部及二十师在黄山南大门汤口会师，先遣队8000将士士气高涨，军威大振。红十军团部在汤口程氏祠堂门前召集群众大会，方志敏即席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的真面目，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会后，红军镇压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并把没收的粮食当场分给贫苦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一批正在修筑大（渡口）岩（寺）公路的青年民工，纷纷报名参加了红军。红军宣传队在村头散发抗日宣言，刷写革命标语，并教唱革命歌曲。如今，“行动起来，打土豪，分谷子”等标语在汤口仍清晰可见；《宣言歌》《当兵歌》等红军歌曲，一些老人仍记忆犹新。
血战谭家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汤口会师，使敌人惊慌起来，称“方志敏首创之武力，乃由分而复合，其势颇猖獗”。12月11日，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除在浙西、赣东和皖南加强堵截外，另编组“追剿队”，委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总指挥，统辖第七师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浙江保安第一纵队蒋志英部，约11个团兵力，专事“追剿”，企图以南北夹击，将红军围歼于黄山地区。
俞济时受命后，急设指挥部于皖南歙县，调遣驻太平县城仙源（今黄山区仙源镇）第七师二十一旅“即向谭家桥扼要堵截”，补充第一旅集结歙县岩寺，第四十九师由婺源北上休宁，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轰炸。
12月13日，红军先遣队一部翻越黄山，到达谭家桥，分驻谭家桥街上、文雅、西潭、留杯荡等地。同日，红十军团指挥部随同主力部队，从汤口沿大岩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入谭家桥地区。
谭家桥，地处太（平）旌（德）歙（县）3县交界，自古扼守徽（州）宁（国）两府交通要道，正在修筑的大岩公路自北而南穿境而过。村庄较大，约有千户人家。环村东西两面皆高山，东为鹊岭（与旌德分界），西为黄山，中间是平坦的山谷和由南而北的麻川河，南有乌泥关山隘口和石门岗、蛇形山制高点，乌泥关以北一路小山坡，森林茂密，地势险要。
先遣队进驻谭家桥时，敌军正分3路尾追而来，中路之敌补充第一旅由俞济时率领，已孤军突进至汤口。该敌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共3个团，外加浙江保安纵队第三团1个营，装备精良。先遣队2个师，兵力与敌相当，但枪械弹药不足，予敌迎头痛击把握不大，若伏击，则有一定胜算。红十军团首长判断敌军将沿公路尾追，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根据军团首长的决定，粟裕提出了以下作战部署：从乌泥关起，先遣队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师、二十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战斗力较强，配置在上峰，除以1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师阵地衔接。二十师以1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军团教导团在公路两侧布设“挨丝炮”（土地雷）。军团指挥所设于钟鼓山麓一幢民房里（今属谭家桥镇中墩村前门组），后勤机关设于西谭至留杯荡一线，在麻川河东侧一线高地部署警戒和掩护部队。待敌通过乌泥关，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援敌。二十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迅即对敌拦腰出击，将其大部歼灭在公路上。
12月14日凌晨1时，先遣队各部进入阵地。6时，敌俞济时部从汤口出动，向谭家桥方向进逼。
上午9时许，敌前卫部队进抵距谭家桥约3公里处。因红军一新战士不慎走火，受惊的敌军立即停止前进，迅速以1个营占领乌泥关东南一带高地，其余在公路两侧展开，并将情况飞报旅部。此时，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陷入混乱，团长、团副均被打伤。但由于开火过早，红军对敌未形成完全包围态势，加之战斗中未按计划将十九师主力配置在石门岗以北，而摆到石门岗以南的乌泥关一带，地处悬崖峭壁，兵力展不开，未能迅速分割敌军，战场形势逐渐转为不利。
俞济时得悉前卫遭伏击，急令补充第一旅第三团抢占蛇形山西南端高地，同时以第一团占领乌泥关地域策应。敌第三团以1个营固守蛇形山高地，紧靠第二团战斗；另派1个营从黄狮坦附近爬上石门岗中间的山脊，包抄过来，夺去红十九师仅有1个连把守的石门岗制高点。同时，布守公路两侧的敌前卫部队，在其第一团、第三团掩护下，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火力，向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师发起猛攻。红二十师将士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但因新战士多，不善于正规作战，十九师又不及增援，阵地最终被敌冲垮。
先遣队处境险恶，但全军将士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生死无畏。为夺回石门岗制高点，红军接连向敌人发起4次冲锋。枪械弹药不足，红军便吹起冲锋号，端起长枪刺刀，抡着大刀，强渡麻川河，冲向石门岗，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激烈肉搏，当场击毙敌军100多人，缴获枪支40余件。但终因敌众我寡，阵地未能夺回。
拉锯战、消耗战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连续血战8个多小时，使先遣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士伤亡近1000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较多，当场牺牲的有八十七团团长黄英特等，负伤的有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等。乐少华、刘英、粟裕是在战况紧急，指挥部队反击时先后负伤的，乐少华胸部重伤，刘英、粟裕各伤一只手；寻淮洲在带队夺取石门岗制高点时腹部也受了重伤，后在转移泾县茂林途中牺牲，年仅22岁。这一仗，敌军伤亡亦达220人。双方精疲力竭，无力再攻，形成对峙。
入夜后，战场上枪声逐渐稀疏。先遣队侦悉敌军第二十一旅正由仙源火速向谭家桥集结，为保存实力，军团首长决定立即北撤。敌人虽预料红军掩护撤退，但因“苦战既久，亟须整顿”，又怕夜间再遭伏击，未敢追击。至15日拂晓前，先遣队全部撤出谭家桥地区。
谭家桥战斗结束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谭家桥山水，红军在此留下了英勇悲壮的历史篇章。
血战后的反思
谭家桥战斗后，敌军近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妄图一举消灭先遣队。
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1月上旬，先遣队转战于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青阳、石埭（今石台县）、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地，大小战斗10余次，多为消耗战，处境日趋险恶。
1935年1月下旬，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陷入敌军重围。除刘英、粟裕等率800多人突围，组建挺进师，挺进浙江境内，李步新（先遣队干部团成员）、熊刚（侦察营营长）等近1000名指战员被先期留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方志敏、刘畴西等也相继被俘。同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并肩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应该说，先遣队最终失败，与谭家桥战斗的失利有直接关系。谭家桥战斗，是先遣队重新组建后全部转向外线的第一战。正如方志敏指出的：“这一仗关系重大，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
谭家桥战斗为什么会失利？方志敏认为，“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可以说，战术上的明显缺点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直接原因。
若干年后，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则认为，轻敌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首要原因。红十九师与敌补充第一旅是老对手：1934年9月中下旬，在浙江江山贺村和大陈、常山县城、遂安送驾岭等地，红十九师与之遭遇，先后打退该旅4次进攻，敌伤亡260余人；同年11月29日和30日，红十九师又在浙江分水城边和富家，连续2次挫败该旅2个团进攻，致敌伤亡约130人。因此，先遣队将士普遍存在轻敌心理，认为补充第一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完全可以打一个大胜仗，作为会师的纪念。其实，补充第一旅名为补充，却拥有3个整编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素质高，军官多为军校毕业，士兵多为北方人，战斗力并不弱。因此，思想轻敌也的确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40多年后，粟裕在回顾先遣队这段历史时，客观全面地分析了谭家桥战斗失利乃至先遣队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谭家桥战斗，军团首长的决心和作战部署是正确的，战斗失利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先遣队不过数千人，而围追堵截的敌军却有数万人；主观上是战场指挥失误，主要是地形选择和兵力配置不当，如将组建不久、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师部署在战场正面，经受不住敌人强攻；而战斗力较强的红十九师被摆在悬崖峭壁一带，兵力难以迅速展开。
他认为先遣队失败的祸根是“左”倾错误的战略决策和干部政策。可以说，这也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根源之一。“左”倾错误的战略决策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赋予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中央要求先遣队以其北上行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变更”，不仅要求过高，而且“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时，蒋介石绝不会因中共提出北上抗日号召，出动一支规模并不大的部队，就抽走大量兵力，放松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8万主力红军都待不住了，却要求兵力不过数千的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的闽浙赣皖腹地，最大限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二是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先遣队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亟须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正规军转向游击队。而中央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要求集中一起打运动战。1973年12月，朱德在评价这次整编时也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三是高度集中指挥使先遣队行动陷入被动。当时，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这种绝对集中的指挥，自然剥夺了先遣队军事首长对战役指挥的机动权和自主权，也严重限制了战场指挥员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左”倾的干部政策也“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组建红十军团时，受“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的打击，也是无视红七军团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不幸牺牲“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让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等红军将士付出了血的代价。
血战后的纪念
1938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浙江南部领导3年游击战争的粟裕，率领由挺进师各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再次北上，到达歙县岩寺（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4月28日，粟裕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北上途中，他再次经过黄山东麓谭家桥。放眼望去，群山逶迤，依旧一片苍翠。侧耳倾听，松涛阵阵，溪流淙淙，仿佛逝去的战友在欢送他和新战友踏上新的抗日征程。此时的粟裕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当沿途群众知道他带的队伍就是当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红军时，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纷纷赶来送行，一些贫苦青年则踊跃报名参军。此情此景，让他备感欣慰，红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先遣队播下的革命种子已深深扎根于黄山劳苦大众心中。
弹指间，40年过去了。1978年5月，在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的陪同下，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已届古稀之年的粟裕第三次来到谭家桥。40年来，无论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献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岁月，粟裕对黄山东麓这片土地的深切眷恋之情都丝毫未改。
默默地坐在谭家桥白亭木竹检查站左侧山涧畔的一块巨石上，凝望着东南面被晚霞染红的石门岗，粟裕久久不愿离开。临别时，粟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死后，将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回京后，他对夫人楚青口授遗嘱：“我在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和我共同参加战斗的同志中，牺牲的同志有数十万，可我还活着，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死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八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于北京。楚青向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转达了粟裕的遗愿，中央领导高度评价粟裕的高尚情操，决定尊重他的意愿。4月28日，黄山东麓大雨滂沱。上午10时左右，在中央军委、南京军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粟裕次子粟寒生的护送下，粟裕的部分骨灰被葬在距白亭木竹检查站约100米的后山坡上。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宣读悼词，只是挖了个小墓穴，放上骨灰盖上泥土，再栽上几棵黄山松、几株翠柏。自动赶来的黄山区干部群众在雨中肃立默哀，深切表达对将军的敬意。1986年春，黄山区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此修筑了花岗岩墓丘，并竖起了“粟裕将军骨灰墓”墓碑。
面对石门岗、麻川河，背靠黄山布水峰而安息的将军，终于和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永远朝夕相伴了。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陈志远 原题为：粟裕大将骨灰缘何安葬谭家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