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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 关于华国锋的几个史实

浅草 201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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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作者: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题为《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
  《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飙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垢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了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帮’。”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人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人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H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本文参考了《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耿飙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大量文献资料。
关键词: 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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