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隐情 周恩来骨灰撒在哪四个地方？
浅草 2016-07-07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第二天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各地家中悬挂遗像进行悼念，全国各种工作场所都举行了追悼仪式。在周恩来去世的六天之内，《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消息，首都百万群众送总理的情况，新华社只字未提，而是呼吁人们继续批判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批判的矛头直指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被认为是周恩来遗志的继承者，他的铁腕整顿卓有成效，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于是，四人帮在周恩来的丧礼上也做尽了文章，如何才能一箭双雕呢，也可谓是颇费心思。
1976年1月15日，是周恩来追悼会进行的日子，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港口船舶汽笛鸣响，持续了三十七分钟，长航医院的高音喇叭冲着市委大楼播放哀乐，既是悼念也是示威，上海市委下令调查，人们的回答是，悼念总理如果有罪，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上海的情形是当时人民悼念周恩来的缩影。
就在追悼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市民自发地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几万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追悼会结束后的晚上八点，周恩来的骨灰撤走，后来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为什么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有一个当时是传说，后来得到验证的说法。
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自己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分析不一定对。他就说，身后很可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以前我不敢说的，现在大家也都公开了而且也是事实。比如说在305住院，（他）跟医务人员在那儿坐着，大家最后一张要合影照相，我没去，回来都跟我说了，说总理提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在身后，谁也别在照片上，我的这个脸上打个叉就行了。实际上是他对自己身后的政局的担心。
周恩来骨灰撒四处表达何种意义？
周恩来骨灰撒四处表达何种意义？
周恩来辞世的当天，邓颖超即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后，邓颖超把当时的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和支部委员、周恩来生前贴身卫士高振普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党中央已经批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的逝世，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张树迎、高振普等人的悲痛自然更不用说了。邓颖超继续说：“你们是跟随恩来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邓颖超说不下去了，张树迎、高振普两人的泪水已夺眶而出。邓颖超强抑住悲痛，安慰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来骨灰的消息后，我很高兴。我高兴的是，恩来生前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终于可以办成了，他的遗愿就要成为现实了。我们要共同为实现他的这一遗愿而继续工作。我也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条件已不允许我去做了。因为天气太冷了，我年岁又大了，一出去‘目标’就大。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人，你们二人都是恩来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员，所以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做这件事……”
邓颖超的一番话，既道出了周恩来的遗愿以及他为实现这个遗愿所作的安排，同时也是对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莫大信任。于是，张树迎、高振普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三个人先后到北京的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察看。１月的北京，天寒地冻，没有选择到一个合适地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全国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情感，他的骨灰如果撒到地上、冰上，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搜集一点留作纪念。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高振普４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１月１５日下午，周恩来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领着张树迎等西花厅工作人员，以及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静静地放在那里，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他们跟在邓颖超身后，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得非常成功，以至先前准备好的骨灰盒装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临时从八宝山找来一只较大点儿的空花瓶，将周恩来火化后的裤扣、金属钮扣等遗物和部分骨灰装到这只花瓶里。
默哀完毕后，邓颖超趋前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骨灰，两眼含着泪水，十分坚强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在场的人立即发出一片哭声。
１月１５日晚上７点半左右，张树迎从邓颖超手中接过了骨灰盒。为避开群众，他们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坐上当年斯大林赠送给周恩来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颖超由她的秘书及保健人员等陪同，乘坐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人民大会堂，利用夜色的掩护向东驶去。晚８时许，他们一行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原用于撒农药的苏制安－２型小飞机停放在那里。
执行撒骨灰任务的同志登上飞机后，邓颖超由身边工作人员搀扶着，向飞机挥手，向她的战友、伴侣作最后一次告别。
头把骨灰撒北京 热爱首都一片情
飞机平稳起飞后，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１９１８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假，在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那时北京给他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一年之后，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数度在京、津之间往返，与他的战友马骏、张若茗等一起到北京总统府前请愿，留下了他们“大闹天安门”的足迹。
建国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２７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无数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大型重要集会。他曾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团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连新华门前那对无名的石狮子能“活”到今天，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与智慧！他在重病期间，还乘上施工用的电吊车登上北京饭店的顶部，实地观察北京饭店究竟建多高才适宜。在首都，他还亲自参与处理了建国初的“高饶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会见了许多中外元首和政府首脑如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荣等，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留有他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呼号的余音，那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他关切着北京市民的用水，关注着北京街头的整洁，也关心着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使他与首都人民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在一起。
二把骨灰撒密云 难忘治水为人民
周恩来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云水库上空的。
到过北京周恩来西花厅办公室或者在淮安参观过仿建的西花厅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置有两架小飞机模型。据原西花厅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等），一个水利。”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供给市区的地表水源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３０００万立方米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更跟不上工农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为了抓好北京水利资源的开发，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他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并亲自率领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
在这几座水库中，密云水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周恩来花费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周恩来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陪同下来到密云县，先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阎振峰的情况汇报。中午，他顾不上休息，又领着一班人马来到潮、白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当年一位现场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总理下车后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来到规划中的潮、白河坝址，他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当他听取了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情况和修建水库的规划设想汇报后，又提出许多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反复论证，最终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坝址规划。”第二天，周恩来又主持国务会议，专题讨论修建密云水库问题。经过约两个月的充分准备，这座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在９月１日顺利开工。
密云水库距北京１００余公里，横跨潮、白两河的主河道。每当施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要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就地指导施工。他公务多，遇有实在不能到场的情况，便派人或者用电话询问施工进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工地上，周恩来还谆谆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周恩来还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说：“这座水库坐落在北京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洒出大量的水来，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安排下，２０多万建设大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可蓄水４３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从当时我国的国力、技术等条件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三把骨灰撒天津 津门起步闹革命
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１９１３年春，因四伯父周贻赓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也随四伯父来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后考入仿欧美风格办学的私立南开学校。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伴侣邓颖超。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而社会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为了解决顺直省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商人模样潜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目的只是想抓住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头头。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帮他带一封信给三伯父。
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攀”上这棵大树，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如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认识他的人很多。但他对周恩来这个闹革命的侄儿并不太看好，所以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时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伯父对他的亲情。１９１０年他１２岁时，就是这位三伯父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周贻谦接到周恩来遇险的信后大惊失色，立即穿起长袍马褂，并让家人从车行要了一辆汽车，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
行车路上，周贻谦再三忖度：十几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能一眼认出来吗？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稍有迟疑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后，他决定写一字幅放置于车前。可字幅上写什么呢？如果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吧，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吗？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４个字。果然，车一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跃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回到寓所后，周贻谦再一次严肃批评了周恩来：“宣统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还要闹革命！你们是‘革’谁的命啊？”周恩来一边感激伯父的救护之恩，一边用孙中山的遗言回答说：“三伯，中山先生临终前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现在的蒋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遗训，如果让他长期独裁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啊！”周贻谦听了沉默无语，良久才说：“人各有志，我不强勉了。只是山高水远，前途多艰，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呀！”
据说，反动军警放走周恩来之后，又听人说好像周贻谦家庭里有个共产党的要犯，于是连忙加派军警日夜守候在周贻谦的住宅周围。谁知周恩来的警惕性更高，他只在三伯父家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穿上高领旗袍，带上假发套，化装成一位阔太太，坐上黄包车，在一位“女用人”的陪侍下，从宪兵、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了。
天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就多了一份热爱。
四把骨灰撒滨州 亲山亲水报母亲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周恩来生前曾无数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怀念。无论是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念娘文》（该文现已失传），还是留学日本时记下的念娘日记，无不充满对生他抚育他成长的母亲的感激之情。
周恩来１２岁离家，从读书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未能再回故乡一趟。“母亲坟前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他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同时，祖国也是我们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母亲，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周恩来生前曾说过：“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这是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亲口对笔者讲述的。
１９９７年笔者在访谈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位部长罗青长时，他告诉笔者：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的一层含意，那就是他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去。周恩来一生十分关心台湾同胞，一直祈盼着祖国能早日统一。
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最后的一点骨灰也撒向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而奏出了周恩来人生观的千古绝唱：亲山亲水归大地，生生不灭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