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与戴笠的较量 周佛海最后为何免死？
山南慕北 2016-07-05
周佛海与戴笠的较量
繁华的新街口，人群熙攘的中山东路，一栋坐北朝南的民国建筑吸引了众多过客的目光——那就是中山东路1号的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它的门口矗立着四根高达九米的爱奥尼亚式巨柱，气势恢宏，绽放出一种西方古典主义的粗犷与细腻微妙衔接的完美风格。这栋1935年7月竣工的民国建筑，已有近75年的历史，在岁月的风尘中，它承载了如同自身一样“沉重”的过往：1941年1月，汪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将这里变成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在地;谁也没有想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随即便引来了一场上海滩上的血雨腥风……
银行拒收汪伪中储券埋下祸根
1940年3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于翌年1月6日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地址就在南京中山东路1号，由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一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发行了伪币“储备券”，又称中储券，以期代替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同时，汪伪政府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推行中储券。
汪精卫的司马昭之心，激起了众多国民的反抗。记者在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料室发现，就在1月6日当天，事先得到南京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消息的上海的《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商界拥护法币，拒收杂钞》的文章，明确提到“至于各行业拒收杂钞，仍秉初衷”。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收取中储券。
毫无疑问，上海金融界接受中储券与否，成为其能否最大限度顺利推广的风向标。于是，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而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中的银行”，碍于面子的关系，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此埋下蒋介石指使戴笠针对伪中央银行用非常手段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的成立以及其分行在上海的行径，使得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汪伪政权将自己所掌握的法币尽量投放出去造成市场法币充斥，中储券缺乏的假象，从而把收兑比率压低到100比50，即100元法币只能换50元“中储券”，法币被大规模地回收，外汇市场变化加剧。蒋介石一面要求上海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尽全力阻止中储券在上海的发行。
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从南京本部到上海分行的职员，都得到了保证：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作为后盾，他们根本无需为人身安全担忧。同时，“76”号用各种手段，强行各大银行接收中储券，中储券在上海已渐成规模。
而汪伪政权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推行得远比上海顺利。他们强迫南京市民将国民政府的钞票一律调换成汪伪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汪伪政府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国民政府钞票，到全国其他使用非中储券的城市抢购大批黄金进行囤积，变相地大肆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
面对这种局势，戴笠明白，仅凭嘴上的威吓和对汪伪银行职员的人身威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场针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袭击在酝酿中。
1942年2月的一天，军统人员在营业时间，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了袭击。一时炸声四起，子弹横飞。行里的伪职员，本来都是提心吊胆的，一闻警声，立即抛下手中的活计，各自夺门逃避。但还是有人被弹片及子弹击中，尤其是该分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受到重伤，被送至大华医院救治。
“76号”用两颗定时炸弹还以颜色
军统的此次袭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连续几个星期不敢有人上门，行里的职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周佛海，得悉之后，大为震怒，即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命令“76号”主任李士群，对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至少是同等级的报复。
怎么报复?李士群也费了一番脑筋。中央银行行址在上海跑狗场内，一般的银行业务，则撤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的后门内(前门在静安寺路，因嫌它太出露，故改由后门出入)。李士群让手下做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个把它送进了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放置在水泥楼梯底下的黑暗处;另一个则由一个特务扮作邮差，冒充投递邮包，把它送到了白克路。
两颗定时炸弹果然先后都爆炸了。第一个炸弹摆放的位置因为这水泥的楼梯，正是出入要道，或许还由于水泥的关系反应力大，受伤人也多一些。而第二颗炸弹，因为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还未送到里面就已经爆炸了。虽受伤的人不若逸园那么多，但已将银行的门面炸坏了。周佛海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表示赏洋三万元。周佛海一向以出手大方闻名，这一次，三万元的数目也是十分阔绰的。但李士群对这个数目却异常不满意，他认为，这可能是周佛海出手最阔的一次，但对于他而言，却是太少了，他对其他人说：“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哩!”
中行职员的生死被抽签的办法决定
中央银行被炸后，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之间的较量也开始升级了。戴笠听闻消息后当即决定要再次出击，以牙还牙实施报复。可是中央储备银行必然有了戒备，如果再度袭击，肯定不能占便宜。军统人员出去调查一番，打听到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次袭击中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于4月16日又派了三个特务，赶到大华医院，闯进了病房，向其连开数枪，将其击毙。
刚刚扬眉吐气没些日子的周佛海，闻讯后更加气急败坏，立刻要“76号”进行再报复。李士群觉得两处中央银行都炸过了，再炸也没劲了，就让手下去打打中国农民银行，谁知手下却弄错了，炸了当时在霞飞路上由中统特务任经理的江苏农民银行，仅炸伤了两个人。周佛海将“76号”大骂一通，还要其继续进行报复。李士群于是让手下继续完成打击中国农民银行的任务，这次采取的方式是向中国农民银行投放炸弹，伤了十几个人，现场惨不忍睹。可是周佛海认为这样的威慑力不够，要“76号”作更大的报复。
李士群只好再想办法。当他站在“76号”办公室苦思冥想的时候，目光停留在与其邻近的中国银行别墅上，这栋别墅是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于是在晚上，李士群和爪牙杨杰等人带领了大批特务，将中行别墅团团包围，从住在里面的众多中国银行的职员中，拣出六个重要的职员，押到“76号”，其余人员被以警政部的名义全部扣留在中行别墅里，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外出。
到底怎么处理这么多的“人质”，李士群颇为踌躇。后来不知谁给了他一个点子，不出人命肯定没法对周佛海交代，但将这六个被押的高级职员全杀了，影响也太大了。干脆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三个来枪毙，这样也可以消了周佛海的气了。这些职员无奈地接受了强加于身的命运，有三人中签。但到了最后，只枪毙了两个，另一个则由于人脉较广，家中经济殷实，花了大把的银子给了“76”号，等于是赎了张肉票，才捡了条小命。
那么，其他扣押在中行别墅的那些职员，又会被如何处置呢?记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一书中看到：“警政部软禁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一二八人……警政部宣布，准予保释，恢复自由。”但这些获得自由的银行职员，很快就被“76号”驱逐出了中行别墅，而这栋房产，则由“76号”接收去了。
李士群松了口气，这下周佛海应该消气了吧。可事实上，周佛海仍不满意。
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再遭屠杀
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周佛海在这件事情上露出了其嗜血的本性，他认为杀了两个中行职员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口气出得还不够。他想得到这样一个效果：狠狠地报复，要让军统明白，“76号”会以更严重的方式对待其打击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行为;同时，也要让老百姓一想起这件事就会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产生异议。李士群受领命令后，显然看出周佛海已对“76号”不满了，只要了中行两个职员的性命对于周佛海来说，是一丁点血腥味儿都没闻到。
李士群知道，周佛海不是一般的可以应付的主儿，他想要的那种效果，只有通过一场更大的血腥行动才可以达到。但是，要想把中行别墅里已驱逐的那些职员再找回来，势所不能。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李士群命杨杰带领了大批特务，乘车驶至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里，把在睡梦中的银行职员，全部唤起，驱赶至楼下，一个一个并排站好。这些人睡眼蒙眬，尚未反应过来，只能迷迷糊糊地听命排好。谁知杨杰突然命人端起快机枪，一阵扫射，这排列的二十多人，全部倒在血泊中，无一幸免。杨杰见目的已达到，遂迅疾率众跳上汽车驶回“76号”。
短促有力且密集的枪声惊醒了整个里弄的居民，他们知道弄堂里出了乱子，可是如此乱世，人人都学会了自保，谁也不敢开灯起来查看事由。幸好，同弄3号的住户蒋福田，是法捕房政治处的督察长，也是个军统人员，听到枪声后，他偷偷地打了个电话给法巡捕房，期望巡捕人员早点过来控制事态发展。但“经验”丰富的巡捕房人员，过了一段时间才赶来将1412弄全部封锁，此时倒卧在血泊里的人已全部身亡，凶手亦早已逃逸。于是到楼上再去踏勘，他们居然在浴室里发现还有一位农行职员躲在其中。
原来，当“76号”这批特务们进门上楼的时候，他正起床小便，因窗外透进一些亮光，便没开电灯。当他听到大批人上楼，且气势汹汹地叫人起床，知道出事了，便躲在黑暗中屏住呼吸，特务们也没想到，深更半夜有人会抹黑上厕所，只想速战速决的他们根本就没查看浴室。这位幸存的职员记住了特务叫嚣时的只言片语，成为日后指证汉奸特务们滔天罪行的重要证据。当他跟着巡捕下楼后，看到自己的同事全部倒毙在血泊中，吓得面无人色，抖个不停。他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里，这次集体凶杀案的唯一幸存者。
虽然“76号”严格封锁消息，全国各大报纸无一登载，但这件集体凶杀案仍在第二天被人们口口传出，“76号”的行径仍大白于天下，整个上海滩处于惊恐之中，尤其是那些银行职员，更是连家门都无法迈出。许多职员家属，宁愿亲人丢掉这只银饭碗，也不许去行里上班，眼看上海滩金融界一片混乱，于是金融巨头们纷纷出来调停。军统和“76号”也都意识到，如此伤筋动骨，对谁都不利。大家偃旗息鼓，鸣锣收兵。
周佛海最后为何免死？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由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抨击，蒋介石不得不命戴笠将周逮捕。时隔不久，1946年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布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不服上诉，1947年1月20日被驳回。但3个月后，报上又登了周佛海被改判无期徒刑的消息，接着又特赦。这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原来，抗战期间，蒋介石通过军统和周佛海往来甚密，他一心想“攘外必先安内”，他们一起搞过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共计划”，由周佛海转交给日本人。蒋介石还亲笔给周佛海写过几封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愿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安。”
周佛海与军统头子戴笠关系密切，蒋介石的指令就由戴笠传递。抗战胜利后，周佛海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武装接收沦陷区的行动，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因此蒋介石有意免周佛海一死，他曾亲自召见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询问可否不判周佛海死刑，又和承办周案的推事共进早餐。蒋介石曾问推事，从法律上看有无条文可引用，以免周佛海于死刑?但正直的推事说周佛海的罪行比陈公博的罪行大得多，倘使周佛海不处死刑，社会舆论必定哗然，那就谈不上惩治汉奸了。于是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了死刑。
就在人们欢呼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的第二天，傍晚时分，一辆雪弗莱黑色轿车在陈布雷的府邸前停下。陈布雷虽官位不高但他是蒋介石的亲信智囊。
从车上走下来的正是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杨淑慧一见陈布雷就说：“布雷先生，佛海已被判死刑。抗战时期，他为帮助蒋先生一致对付共产党，结果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随后大哭起来。
陈布雷一时手足无措，竭力想劝慰她，不料杨淑慧突然止住哭泣，昂起头，一脸冷霜：“周先生在抗战时期为党国出过多少力，而这一切都是遵照蒋先生的命令行事，由戴先生转达。蒋先生不能因戴先生坠机身亡而一笔勾销，落井下石。我这里还保存着蒋先生的亲笔信。这是副本，正本我已存放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了。……佛海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只有把这些材料公诸报端，让蒋先生在民众舆论前作个交待。”
说完，杨淑慧气势汹汹转身要走，被陈布雷一把拦住：“周太太，请你别……别……这样，我马上向委员长报告。”
蒋介石果然亲自约见杨淑慧，并保证免周一死。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出《准将周佛海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并称他：“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下令对其特赦，各报不准发表反对和讽刺文章。周佛海闻讯，欣喜若狂，还在狱中吟诗庆贺：“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