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晚年生活：以斗倒毛泽东为己任 不斗倒毛不回国
山南慕北 网易 2016-07-04
王明晚年以斗倒毛泽东为己任
进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王明抓住毛泽东的失误大做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他强撑病体，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尽头。王明的一生虽然过去，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王明身居国外，两眼关注国内。看到国内建设取得成就，热情高歌，豪情万丈；发现挫折和失误，毫不含糊，提出尖锐批评。
王明身居国外，两眼注视着国内。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十年，经济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王明写了不少诗歌，表情达意。看到成就，他热情赞扬，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发现挫折，他十分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淮河，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1938年，蒋介石为延缓日军进逼武汉，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夺淮入海，淮河水系受损。从此，淮河更似一匹无羁之马，左冲右突，两岸人民深受其害。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豫皖境内4000多万亩农田被淹，1300万农民无家可归。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北受灾的详细情况：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由于水势凶狠，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或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或船翻淹死……
毛泽东看到电文，泪流如雨，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重点句子下画了横线，要求水利部尽快拿出治理方案，年内动工。
当年11月下旬，规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中下游相继开工。修建水库，开挖新河，建造船闸，工程量之大，举世罕见。1951年，毛泽东派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全体治淮员工，把毛泽东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各省治淮指挥部。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梅山水库，修建在王明的故乡金寨县史河上游，是治理淮河的重点工程，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1956年4月建成。坝高88米，全长443米，集蓄水、防洪、灌溉于一体，气势雄伟，磅礴壮观，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型大坝。
梅山水库形成的人工湖，众多小岛点缀其中。水绕山更青，山依水更秀。王明在《人民画报》上看到梅山水库的照片和消息，十分兴奋，特作七绝一首——《史水流光》：
梅山水库画图中，
史水流光乡意浓；
旧地重游春梦暖，
花香竹影笑东风。
王明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故乡的思念向往。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他未能回到国内，将自己的思绪和激情倾诉于只言片语之间。此后，他写了不少怀念家乡、亲人和战友的诗句。如《梦返金寨思亲怀友》，《悲欢泪》，《忆金寨》等。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血吸虫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我国流传已久。余江县兰田畈方圆几十公里，过去由于血吸虫危害，在近50年内，有3000多人因患此病死亡，有两千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000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十分重视，1956年成立专门机构，领导全国血防。余江县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他们创造新疗法，迅速根除了为害多年的恶疾，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读到这条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苏联的王明看到这条消息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于7月7日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人体寄生畜体窝，
中间宿主靠钉螺。
百年为患从无已，
万众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归共党，
岂容水草染沉疴；
政民医护齐斗争，
三载余江奏凯歌。
创建新华也十年，
人民干劲直冲天。
誓将弱土变强国，
决把穷乡变乐园。
大计指挥凭共党，
无私援助首苏联。
“帅旗”四面迷途引，
荡产倾家亿众难。
这首诗，一方面歌颂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赞扬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批评了国内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1958年全面展开。党力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
一时间，全国各地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胃口越来越大。1月说15年超过英国；5月就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到了9月，毛泽东干脆说5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
在王明看来，苏联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是15年赶上美国，基本到达共产主义。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后，王明在诗句中提出尖锐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大肆诋毁，多少带有情绪化的私愤。
国庆十周年之际，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点不同，中苏双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幼稚，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此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0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1963年，中国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中苏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关系走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过此劫，可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他强撑病体，对“文化大革命”评头品足，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王明经常被媒体作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广为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