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治中将军的评价,国共两党是持不同看法的,蒋介石称其为“革命叛徒”,“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而在共产党看来张治中“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蒋介石斥张治中为叛徒
1949年蒋介石带领六十万将士去台湾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放台湾。外界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没有把事情做绝,反而给蒋介石以出路。1950年春夏之际,在进行军事准备时,毛派张治中写信劝降蒋介石,但被蒋介石拒绝。
张治中是国民党重要高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同时,他和中共方面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多次谈判。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给尚在华南地区的张治中发出《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说“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即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月20日,他再次致电张,请他到北京具体商谈。张由华南赴京时,毛泽东亲自致电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为其北上布置护卫任务。毛泽东亲自为某一个人安排警卫工作,是极其少见的,亦可见他对张治中此行的重视。遗憾的是,张治中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写给蒋介石的信,辗转到台湾为时太晚,直到7月19日才送到何应钦手中。
“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周宏涛记述了蒋介石收到信的情形:1950年7月27日,韩战开打一个月,蒋公宴请党国诸元老,我也作陪。席间,他突然命何应钦报告张治中于3月16日写就7月19日才送到的来信,我这才知道有这回事。何应钦说,这封有六七十页的信是6月16日发出,夹在西洋杂志中,邮寄给参谋总长周至柔转呈蒋介石。周至柔交给何应钦,何在19日收到当天就面报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拒绝置理,直到现在才指示何应钦在众人面前报告信的内容。
何应钦说,张治中的信首述他十几年来对“剿共”问题认为应和平解决的见解,并记述他历次与总裁谈话;接着叙述政府失败的必然性,斥责当时政治的腐败。信中接着又做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然后说明人民解放军必将攻台,而台湾则无法持守,届时所有政府方面人士必死无葬身之地。张治中的信里又说,如果总裁愿和,则他可来香港接洽,最后叙明此信是在毛泽东同意下完稿。
何应钦报告完后,陈诚、张群、吴忠信都认为这应是共军攻台前的政治攻势,蒋公则以革命叛徒称张治中,指示应予制裁。我可以想象得到,蒋公为何不愿私下接信,而在公开场合要何应钦报告,这是因为他要扛起复国重任,不愿被怀疑曾向中共接头过,乃至曾有任何投降的考虑。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背叛耿耿于怀
值得一提的是,在军校期间,张治中与
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的关系都非常要好。当时的周恩来是黄埔一期的政治部主任,他们两个经常谈谈人生,聊聊理想,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据说,在大革命时期,张治中还一度想加入中共,但是碍于他国民党高级身份的原因,一直都没有成功。或许张治中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与周恩来结下的友谊,竟持续了半辈子。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
蒋介石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开始对共产党人开始了疯狂的逮捕与屠杀。眼看着国共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张治中不只一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把三民主义作为两党的指导方针,两党应该加紧团结,不应该斗争。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对他的建议不以为然,搁置不理。
两党合作最终破裂,张治中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长期受忠君报国思想影响的他,明知道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但因为蒋介石重用提拔了他,他不忍心背叛蒋介石。他曾说过:“我可以劝谏蒋介石,但我不能反他。我是坚决主张联共,但是我不愿意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反蒋介石。”
因为张治中在国民党内不争不抢,埋头做事,没有野心,让蒋介石用起来分外安心。而且各种事情交给他办,都能处理得当,安排合理,张治中颇得老蒋的欢心。“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在自己的身边特设了一个办事机构,张治中就担任了第一办事处主任,主管军事机要大事。同时为了信守不过共产党开一枪一炮的承诺,张治中默默担任着文职工作,不参与剿共的斗争。
张治中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能站在蒋介石的角度,特别会说话,大事化小。在与蒋的共事中,他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处理方法。当他把蒋介石说高兴了,蒋介石就会默不作声,这时他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阅字这事儿就完美解决。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军心等问题,他也敢于向蒋介石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可见,他对蒋介石并非“愚忠”,可以说张治中是蒋介石身边有名的谏臣。
蒋介石对张治中也是呵护有加,在
淞沪会战时,尽管张治中拼尽全力,但还是没有守住阵地。张治中感觉自己有罪,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没有批。就算是“文夕大火”给长沙百姓带来了如此深重灾难,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治中也没有受到惩罚,只是给了他一个“留职查看”的处分,可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后来,张治中因为在政治上的坚持,也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四次上书蒋介石,与蒋介石发生过激烈争吵,这也让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皖南事变之后,张治中上书蒋介石,认为应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与共产党也应该积极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蒋介石看完之后,大骂:“简直就是叛徒”。后来愤愤不平的蒋介石直接将将张治中的陈述扔进垃圾桶。
抗战胜利之后,营造和平与发展的局面成为时代的主题。张治中立足于国共两党的利益,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蒋介石听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火冒三丈还反问张治中,自己是不是在跟共产党人进行对话。
1948年5月,已经断定蒋介石必败的张治中为了自己的知遇之恩,第三次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书,希望蒋介石早作考虑,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避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当即表示了对这份书信的重视程度,但是基本上没有了下文。
最后一次是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张治中上书蒋介石,希望他接受和平协定,尽快结束战争。但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直接忽略了他的上书。第二天国共两党继续开战,张治中为蒋介石,为国民党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化作了泡影。
和平协定被蒋介石拒绝之后,张治中心灰意冷,他本来想去西北地区,但是因为周恩来的挽留,他选择了留在北平。当时周恩来动情的说:“
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张姓将领了,这一次,不能再对不起你。”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49年看到了张治中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蒋介石时不时发出声声叹息。他说:“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可见张治中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后来,张治中还以共产党的立场给在台湾的蒋介石写了封劝降信,蒋介石看完之后置之不理,口中一直把张治中称为“革命叛徒”。
张治中在新中国担任了重要职务,继续在他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在文革中,因为周恩来的保护,张治中幸免于难。但是经受文革打击的他,长期闷闷不乐,不爱说话。1969年,79岁的张治中抑郁而终。作为他的旧友,周恩来总理向这位老人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他牵着张治中的手,看着曾经的挚友就这样离自己而去,一向冷静睿智的周恩来总理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伤……
张治中的秘书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方面又与蒋介石血肉难分,在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桎梏。”这个评价可谓是相当中肯,他的一生,始终摆脱不掉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信仰“三民主义”,他注定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他的一生也只能在无尽的矛盾与权衡当中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