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与邓小平的故事：邓小平亲手接过一千万美元支票
山南慕北 2016-06-27
包玉刚与邓小平的故事
在香港会德丰大厦18层，环球集团总部包玉刚的会客室，墙上主人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瞩目。而在这些照片中，包邓两人的照片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最高的位置，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包玉刚心目中的地位，他们的握手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特写镜头。
包玉刚自从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后，曾经数次回到内地，但第一次与官方接触是1978年。1980年3月，六机部以部长柴树藩名义邀请包来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的附件中说：“1978年包应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来华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接见了他。
其实包玉刚最想见到的人是邓小平。是邓小平1977年以来关于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把包玉刚召唤回来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国内的船厂能够造，那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事实上，邓小平是安排了要见包玉刚的，只是临时因事而失之交臂。
一年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终于来临。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早就应该见面了”，说明此前“该见而未见”；而一个“早”字，道出了他们“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地叙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序了年龄。包兆龙86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说道：“还非常健壮！”
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从1955年第一艘船，8700吨，到1981年拥有210条船，总吨位2100万吨，包括在国内订造的6条。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一点问题，而“如何发展中国的造船业的问题”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邓小平是殷殷嘱望，包玉刚则是满怀信心，邓小平非常高兴：“那好啊，你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会见不知不觉地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
对包玉刚来说，从这第一次会面他就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从此，邓、包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有时是两家人亲如一家的欢聚———他们的关系从个人的友谊发展成了通家之好。说到邓小平的政治魄力与人格魅力，包玉刚忘不了邓小平和他谈起的哈默的故事。原来，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三天，邓小平刚刚会见了哈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休斯顿，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哈默先生慕名拜会了小平。小平对石油大王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啊。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哈默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大了，坐民航飞机受不了，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小平当时就说：“这个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做出安排的。”
三个月后，哈默的私人飞机果然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了。在别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邓小平那里却如此举重若轻。这一点，包玉刚是切身感受到了。原来，就在1980年3月包玉刚来京谈合作造船时，华国锋和几位副总理都接见了包玉刚。包玉刚提出：父亲包兆龙和我本人愿捐赠1千万美元给国家旅游总局，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3月21日，包玉刚又亲笔给华国锋总理写信，再次表达上述愿望，并且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而就在邓小平这次会见之前的1981年1月，包玉刚在广州和柴树藩商谈合作时又表示愿意向上海交通大学也捐赠1千万美元，用来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惟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龙命名……
但是令包玉刚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当时的思维习惯是：难道我们要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而且还要用私人来命名？所以，尽管卢绪章为局长的国家旅游总局在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尽管国务院两次都批准了，但眼看包玉刚都要来了，他的那张1千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没有人敢接。
报告终于又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小平发话了：“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小平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包玉刚听到了消息，说：“好！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来到北京，这是包兆龙老先生几十年来第一次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
邓小平接过了包玉刚当面捐赠的1千万美元的支票，并且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而且后来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一年后的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龙去世。他一定欣慰有个人终于帮他圆了他为他的祖国做了一点贡献的梦。邓小平不仅题写了“兆龙饭店”，此后还题写了“宁波大学”，在包玉刚去世后还题写了“包玉刚画册”。在包、邓第一次会面十年后，包玉刚溘然长逝，邓小平发了唁电深情悼念。
邓小平亲接“烫手”支票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1981年。“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