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七·七”事变后,重上抗日前线,坚持武装抗日,同样,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也有马占山的一份功劳。
马占山力促“北平无战事”
1948年12月,祖父的好友蔡运升先生(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中央银行副总裁、参议府参议。)住在我家,有一天他带着王之相先生(北平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受中共代表委托与傅作义将军谈判牵线搭桥)来家里。王之相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说道:“不论何人,只要转变立场,走向革命,都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前途是光明的”。临走时又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此次会面,对祖父的影响非常大。几天后,祖父抱病去见傅作义,在说明来意后,傅作义略微沉吟一下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傅作义告诉祖父,他和中共代表也接触过几次,但都不得要领,让祖父给想想办法。
祖父经过分析,又与王之相进一步磋商,再次去见傅作义。祖父说:“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他和中共的关系好,又有威望,是个文人,主意多,比咱俩谁出面都好。”傅作义以拳击掌道:“对呀,好主意!”当晚就派“追云号”专机赴绥远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夜里,祖父以给邓宝珊接风洗尘为名,邀请傅作义与邓宝珊到家里,共同商谈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并且分析了傅作义部队面临的局势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以及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应对的措施。过了两天,祖父请王之相和邓宝珊到家中,又一次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同时也就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王之相态度坚定地说: “请邓将军放心,也请转告傅将军,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此时王之相看出祖父有些疲劳,就对祖父说:“马将军抱病为此事而努力,实在让人感动。同时我也很抱歉,打扰已久,还请您多注意身体。”祖父听后笑着说:“我也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们谈得好,事情就能解决得好,不必为我分心。”王之相还叮嘱家里人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要提防特务,注意安全。”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将军受傅作义委托,携同周北锋、刁可成一起,前往通县与解放军代表会谈,三天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的协议。邓宝珊将军代表傅作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1949年1月17日,邓宝珊将军一行返回北平。次日,在邓宝珊的家中,应傅作义之邀,祖父将王之相和蔡运升介绍给傅作义。傅作义将军说:“王教授和蔡先生对办理外交事务都是有经验的,我们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王之相说:“傅、马、邓三位将军现在响应和平号召,停止内战。这是爱国爱民的重大贡献,我们和北平市民万分感激。”傅作义说:“大家都应当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市民涌向街头欢庆北平和平解放,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北平的和平解放,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
1950年6月,
毛泽东主席委托秘书打电话给祖父,邀请祖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祖父十分激动。但由于病情加重,最终未能出席会议,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将军被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首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邓宝珊和傅作义一起被国家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1956年,邓宝珊将军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三位将军相似的人生经历、相同的爱国情怀、共同的政治追求,使他们从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开始,不断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最后坚定的与中国共产党前行,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新中国的建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马占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对于马占山的评价应该区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就对内来说,马占山是当年的军阀之一,他的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历史反面性,这也是当年军阀林立的社会历史的固有特征。但对外来说,马占山绝对可以称得上民族英雄,直到90年代末,哪些还在世的鬼子兵,对他仍然心有余悸。所以,抗日英雄马占山绝对值得大书特书。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几近亡国灭种,只要是抗日,不论手段,客观论述诈降一事,值得一看。
江桥抗战爆发以后,马占山将军率黑龙江一省之孤军弱旅,对日本侵略者打出了中国政府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大挫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军民的士气,极大激发了爱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但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黑龙江军队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支援下,被迫放弃省城齐齐哈尔,撤至海伦一带休整,以利再战。
虽然江桥抗战以失败告终,但马占山将军武装抗日的决心,丝毫没有一丝动摇。在海他伦秣兵历马,还多次派出骑兵袭击日伪小股部队,扰乱日本人治理下的黑龙江秩序。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是马占山压力最大、最彷徨和迷茫的时候。
虽然激起了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纷纷投军报国,补充了很多学生兵。可是部队弹药消耗已经到了极限,新兵没有枪支、没有子弹,甚至要拿着木头枪参加日常训练。
没有弹药给他们实弹射击,这个时候每一颗子弹都是宝贵的。部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士气高昂,在加上有海伦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吃喝都不是问题。可马占山自己却十分清楚,喊口号是打不走日本人的,部队补充大量学生兵,没有多余的子弹,让他们练习射击,到了战场上,上千人的学生兵,往往还不如日军的一个战术小队。
他不能让那些学生兵,拿着木头枪上战场。也不能拿士兵的生命,换他抗日英雄的美名。
他曾多次致电北平和南京政府,“黑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险恶,惟恳诸君,迅即决策,果与援助,以解危亡!” 起初他通常能接到六个字的回电‘静候中央命令!’或‘等待国际调停’!可到了后期,不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北平行营,干脆连搪塞的话都懒得回复了。
马占山对国民政府彻底的失望了,他深知,要想让这支抗日武装存在下去,要想继续抗击日寇,就必须自己想办法。 没有办法创造办法也要跟鬼子干!
怎么能在一场没有政府支持的战争中,还要维持战争。是摆在马占山面前的首要难题。甚至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在江桥抗战后不久,东北军吉林省北部的冯占海、李杜两部,进驻哈尔滨。很快日军即对哈尔滨发动全线进攻,哈尔滨保卫战爆发!
马占山将军在海伦得知这一消息,在既要保证海伦安全,又要防止关东军从齐齐哈尔向东进犯,加上部队极缺弹药的实际不利情况下,他不顾身边人劝他保存实力的建议,毅然决定抽调苑崇谷旅,火速向哈尔滨方向挺进,支援冯、李二部武装保卫哈尔滨。
他派苑崇谷旅前去支援自然有他的考虑,苑崇谷就是哈尔滨宾县人,对哈尔滨一带的地形、民情等实际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让苑崇谷去支援自己的老家,那自然就会卖力、拼命!马占山也可谓用心良苦!
可苑崇谷旅在南下哈尔滨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重兵阻击,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苑崇谷几次组织强有力的进攻,希望快速突击过去,支援哈尔滨!可都被关东军强大的火力和优势的兵力截住,苑旅伤亡很大,而且双方持续进行拉锯战,给日军抽调兵力包围苑旅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苑旅在经过江桥抗战后,士兵疲惫、弹药告急,以属疲惫之师。再加上这一次的惨烈的激战,部队减员过半。苑崇谷为了最后不被日军包围全歼,在电请马占山以后,苑崇谷下令部队在日军包围圈即将形成,尚未扎死口袋的情况下,果断放弃南下支援哈尔滨的计划,陆续撤出战斗!最后,苑崇谷损失惨重,整旅几乎被拼光,不得不加以休整!
不久,哈尔滨沦陷,此时的马占山更加担心黑龙江抗日部队的命运。
因为,哈尔滨沦陷后,这标志着日本关东军,又准备腾出手来,进攻海伦。可眼下他的这支部队,根本没有足够的弹药和武器,与之抗衡,只有束手待毙的份!
关东军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又派板垣征四郎等高级军官为代表,前来与马占山商谈,和平解决黑龙江的反日武装问题。
马占山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最后为了拖延时间,避其锋芒,不做无谓牺牲,他答应与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代表进行会面,并口头答应日军不与其发生冲突等条件,赞同日满亲善等主张。
日方则表示只要马占山不与日本军队作对,将继续由马占山出任满洲国黑龙江省长,并且不在对马占山的部队进行围剿。但对于日军方面拿出来的,签字性的正式文书,马占山总以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为由,婉言拒绝。但口头同意日方的条件。
不久,伪满洲国建国以后,马占山依然手握兵权,并不断同铁杆汉奸张景惠、熙洽等满洲国政要周旋。利用满洲国黑龙江省长和黑省驻军司令的特殊身份,秘密敛集枪炮、弹药、物资。秘密收集银元、钱粮和日本军队的有用情报。
而且积极获取张景惠、熙洽等人的好感,利用他们对日本人的忠心,使自己逐渐获得日本人信任,据说当时,日本人还为马占山补充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用于黑龙江境内的反日武装和游击队。 当时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弹药最后全招呼到自己的身上了!
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马占山于四月初,以自己下属某部有哗变的可能为由,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前往某部去视察,必要时进行镇压。而且事前几天,他还向关东军司令敬献两匹特等战马以表忠心。
随后,马占山率领自己的骑兵卫队,秘密用十二辆物资卡车、六辆轿车、及几百匹骡马将大批军需物资、武器弹药,运出了日本人控制的省城齐齐哈尔,一路北上黑河,并通电全国,表示反正。
随后,又被各黑龙江各旅旅长,公推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之后的日子里,马占山又不断率部袭击日伪军,甚至一度挥师南下,几乎收复了日军重兵占领的省城齐齐哈尔市,但因手下一个旅长及手下数千人,战时叛变投敌,突然调转枪口!搅乱了马占山的全部作战部署,最终未能如愿。
在通电反正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继续率部,不断出击,黑龙江救国军鼎盛时期,部队超过六万余人。并多次与关东军面对面的进行战略决战!并主动攻击日军重兵驻守的重要城市。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
北满地区处处有战火,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但最终,部队因伤亡惨重,无力补充。于1932年12月7日被迫退入苏联境内。33年6月转道回国后,经国民政府任命,以东北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之职,继续领导绥远一带的抗日斗争。
马占山江桥抗战以来,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能力,坚持领导黑龙江地区,政府军武装力量持续抗日一年多之久,实属不易之举!
所以,马占山诈降,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缓兵之计,是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完整的保存下这支抗日武装的唯一办法!
马占山他是胡子出身,他也许更加现实,不会让弟兄们喊着空洞的口号,拿着镰刀,冲向鬼子的机枪,做无谓的牺牲。!但也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事实也证明了,后来黑龙江救国军,之所以发展到鼎盛时期,兵力超过六万,不论是军费、枪支、弹药、后勤物资,都和马占山搂草打兔子,卷走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大批银元、物资、枪支弹药有直接关系!
诈降以后,在满洲国,马占山也并没有签署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文件,甚至找不到他的任何签名。
这一点他同张作霖对日方针是相同的,软膜、硬泡、装糊涂的模糊政策很相似。口头答应,但不签字。伪省长的就职典礼,他干脆称病不去参加。在等到日本人实际任命以后,马占山就在一步一步利用自己在满洲国的权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为抗日部队筹集钱粮弹药,这完全就是有预谋的诈降。
马占山诈降之举,说到底和国民政府对黑龙江抗日斗争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他诈降的根本目的我想就在于,将黑龙江的抗日斗争更好的延续下去。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诈降,马占山的政府军武装,是根本坚持不到1932年年底的。可能1932年春节前,黑龙江的国军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后东北义勇军,甚至抗日联军的兴起,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这是最早、也是第一支成建制、且具有数万兵力的东北抗日正规部队!也是东北抗日部队中,唯一一支与日军正面进行阵地战、城镇攻防战,甚至大兵团决战的部队!但因为国民政府军作战的习惯,加上主官的钢硬性格。不断以硬碰硬,不会有效使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国军伤亡有数万人之多,武器弹药消耗不计其数!这也是最后救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后,马占山诈降,在我看来,只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抗日斗争的,一种策略和计策,甚至对更好打击日本侵略者还起到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