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批张春桥的文章是狗屎 毛泽东为何想让张春桥接班？
山南慕北 正北方网 2016-06-24
陈伯达批张春桥的文章是狗屎
在陈伯达晚年，笔者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了他。陈伯达曾这么谈及张春桥和张春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陈伯达这么说道：……唐朝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不是到现在还可吸引人一看吗?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陈伯达虽然与张春桥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是陈伯达对张春桥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1975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姚文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了。在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1970年12月21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196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1975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1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姚的文章，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跟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版，第221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出了题目，要张春桥、姚文元做文章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先是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经毛泽东圈阅，于1975年2月18日发出。这一《通知》，向全党公布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既然毛泽东指示“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张春桥、姚文元就组织班子，编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阅。
说实在的，自从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论天才的几段语录》遭到毛泽东痛斥之后，谁都不敢编什么语录了。这一回，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张春桥、姚文元编语录，他们这才编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经毛泽东同意，在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发表。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作了解释。
陈伯达虽然与张春桥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是陈伯达对张春桥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毛泽东为何想让张春桥接班？
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我们还是读读《汲郑列传》：
始（汲）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级人物。他崇尚黄老，淡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夤缘攀附的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望。他理解不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积薪式的用人方式。汉武帝敬重汲黯，但也不免讥笑他不学无术。
周恩来何等聪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经历了这场生死磨难，周恩来倒真该看看《汲郑列传》的结语：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其实，君王和宰相牴牾，历史上时有发生。东晋的孝武帝和谢安，便是一例。本来，谢安指挥儿子谢玄，淝水一战击败强敌苻坚，稳定了东晋的形势，武帝甚为倚重。后来因小人离间，君臣误会，国家岌岌可危。大将桓伊用一曲筝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结。《晋书·桓伊传》载：
奴既吹笛，（桓）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