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为什么去苏联？贺子珍在苏联的真实生活
山南慕北 凤凰网 2016-06-23
贺子珍为什么去苏联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便成了全国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多少青年男女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学者、友好人士，在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之后，纷纷来到陕北进行采访、参观、访问。
美国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也慕名来到了延安。她不懂中文，带来了一个女翻译。她们的出现，在延安卷起了一阵旋风。这个美国妇女的学识才华，她的生活方式，都令刚刚走完长征路程，钻山沟沟的“土包子”们耳目一新，她的翻译吴莉莉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那个年代就披着一头长长的秀发，更是引人注目。由于史沫特莱是美国的友好人士，受到了中央首长们的隆重接待，毛泽东也多次会见她们，并长时间地与她们进行了愉快的对话。
这两位女子与长征过来的女红军真是太不一样了。她们衣着鲜丽，性格活跃。她们在哪里出现，就成为哪里的轴心。她们是延安交际舞热的首创者和推动者，共产党的干部爱跳交际舞的风气，就从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舞会，亲自教毛泽东跳舞开始。那次舞会，轰动了延安，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都去了。
然而贺自珍没有去，还有同她一起长征过来的女战士，也没有去。她太不能适应这种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生活了。她来自永新这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小县城，以后又长年累月在大山包里转圈。她只适应红军内部那种除了夫妻之外的严格的、分明的男女关系，男男女女之间勾肩搭背在一起，她看不惯。今日看来，贺自珍有点儿封建思想，有点儿狭隘意识，这个批评是对的。但这是当时客观环境造成的，她一时间不能适应，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以后她也学会了跳交际舞，而且跳得相当的好，这是她到了苏联以后学会的。
在史沫特莱和女翻译来到延安之后，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毛泽东是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觉得同史沫特莱和女翻译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也就多了些。
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多事的人把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传到贺自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给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有些看不习惯的贺自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
有一天，贺自珍外出以后回家，经过一个窑洞，发现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她料到毛泽东就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走。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译。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们三个人谈兴正浓，神采飞扬。
贺自珍一见到这般情形，曾听到过的传言顿时涌上心头，脸色阴沉下来。
屋里本来热闹的气氛刹时消失，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这是极尴尬的局面。那位活泼的女翻译想打破沉寂，就笑着拉贺自珍坐下。贺自珍想摆脱吴莉莉的拉扯，但摆脱不开，不由得使了点劲儿，嘴上还说：“你少来这套！”她最后那一下子，力度大了点儿，不仅把女翻译的手甩开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稳，几乎摔倒。于是这位女士叫嚷了起来，连哭带闹的。
不知她叫嚷时用的是什么语种，也不记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其结果是那位女作家出来打抱不平，并且向贺自珍动了手。
贺自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气势汹汹地要打贺自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自珍，这样，他应该去拉住那两只要打人的手，他却用双手把贺自珍的双臂夹住，让贺自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血，黑了一圈。
正当她要挥出第二只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自珍说：“自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又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说完，他把贺自珍带走了。
贺自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每当人们问起她的眼睛，她都不愿说出真情，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
贺自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说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被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自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
当贺自珍重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了。她承认，她怀疑那个女翻译与毛泽东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那个女翻译有丈夫，而且不久就同那位女作家一起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她当时的行动是过于鲁莽了。另外，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们两个人回家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责备贺自珍，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应该说，他的态度是克制的，宽容的。
但是，当时挨了打的贺自珍心情不能平静，总是在生气。她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真正汲取这场风波的教训。她觉得自己太委屈，为了毛泽东，她作出了很多的牺牲，结果是身体搞坏了，工作能力没有了，工作职务也没有了，在剪刀、浆糊、报纸中度过了十年。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怀孕、生育的妇女，负担本来就很沉重了，还要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忍饥挨饿，就更加不容易了。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些事业心极强的妇女，都不肯要孩子。由于当时没有避孕的工具，这些坚强的女性在怀孕以后，都做人工流产，同时做绝育的手术，以致终身不孕。贺自珍处在这种身份，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于是她只好承受不断怀孕的痛苦。
然而，更使她痛苦的是，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连续生育对一个妇女所带来的负担，他就曾经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自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还不能理解哺育子女要耗费做妈妈的多少精力，即使按照当时的战时供给制度，公家可以出钱雇用一个保姆，母亲的担子仍然是很重的。每当毛泽东同贺自珍发生口角，贺自珍觉得，毛泽东骂她的话对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进步。”对此，贺自珍感到万分的委屈。
按照贺自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她向组织上打了口头报告，又向毛泽东宣布了她的决定，并着手了走的准备。
贺自珍要走，并没有提到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裂痕，只是说留在身上的弹片使她浑身疼痛，她想把弹片取出来。她是在毛泽东不同意并且一再劝阻的情况下坚决要走的。
“我一定要走”
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所说的贺自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自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自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自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自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自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
“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自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的召唤。
在很多年以后，贺自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自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泽东，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贺自珍是个性格温柔、文雅的人，从来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但她并不软弱，她外柔内刚，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当年，她才17岁，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脱离革命，嫁了人，躲进安乐窝。而她，偏不肯低头服输。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土匪”的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就是贺自珍的性格。如今，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娇娇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
毛泽东多次挽留
贺自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时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让她回来。毛泽东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泽东还给贺自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样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自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自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自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自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自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自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自珍没有响应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的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自珍没有走。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贺自珍不肯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老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在名单中本没有贺自珍。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要走的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苏联治伤学习的要求。这样贺自珍就去了苏联。
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贺自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至今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自珍惋惜。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直到很久以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自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自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的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儿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
来到莫斯科，贺子珍与陆续到来的中国同志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共产国际党校分部（也称中国党校）。这时，贺子珍的心情比较愉快，因为周围都是自己的同志。学习讨论时，她可以敞开心扉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问题。她的政治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俄文学习却不见多少长进。
在这里，中国同志都用化名。贺子珍的化名叫“文云”，她下意识地沿用了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姓氏。在她的心灵深处，还眷恋着毛泽东的革命大家庭。
当年，中国党校在政治上、学习上由共产国际领导，生活供给则由红色救济会负担。由于级别差异，同是在党校学习的中国同志，在医疗和疗养待遇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脱离了毛泽东的贺子珍，在莫斯科所享受的待遇可以想见。
1938年4月月初，贺子珍在莫斯科谢琴诺夫妇产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为了不耽误学习，她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仅10个月就夭折了。在历经痛失爱子和生活的坎坷后，贺子珍才真正理解了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
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怨气渐渐平息了。她盼望着学习结束后，能回到延安，与毛泽东重归于好。但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多以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了。当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贺子珍极为震惊。她反复回想了自己离开毛泽东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没想到由于自己的任性和草率竟造成这么沉痛的后果！
1939年6月，毛泽民也来到莫斯科学习、治病。见到久别的亲人，贺子珍将一肚子的心里话向毛泽民倾诉。在毛泽民的开导和宽慰下，她决心面对现实，鼓起生活的勇气，重新找回自我。
1940年夏天，在中国党校学习、养病的30多位中国同志正式结束学业，除刘亚楼、杨至成等6位军事干部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外，大部分同志陆续回国。由于特殊原因，贺子珍和林彪的妻子张梅被留在莫斯科。她们被红色救济会安排到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工作。
当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志们，独自融入苏联的社会生活后，贺子珍面前的困难和矛盾接踵而来。自从参加革命，贺子珍一直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吃饭、穿衣全由部队负责，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她很习惯。在苏联，在保证最低生活的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付出一份具体的劳动，才有一份相应的报酬。“为什么是这样呢？”贺子珍很想不通。加之她不懂俄文，很难得到适合她做的工作。
最初，贺子珍被安排在国际儿童院幼稚园当老师。幼稚园都是3岁～７岁的天真儿童，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教他们唱歌、做游戏，本不是一件难事。刚满20岁的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很快适应了幼稚园的工作。她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可贺子珍却没有耐心照顾这些孩子，再加上身体和情绪原因，只要孩子们一哭一闹，她就头痛，就烦躁，甚至比那些哭闹的孩子火气还要大。
贺子珍曾主动要求学做衣服。她被编入初学组。可组里只有教员有一台缝纫机，学生们都是用手做，轮流在缝纫机上实习。为等缝纫机，贺子珍往往要排几天的队。像她这样从16岁就扛枪打仗的人，哪有那个耐心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呢！
贺子珍还试想着当被服仓库保管员。可是全校只有一个保管员的编制，要负责学校几百个人的衣服、被单、鞋袜和日常用品，以及日常的洗换等烦杂工作，而且出库入库单据都要用俄文填写。贺子珍又犯难了。
厨房里的工作贺子珍也尝试过。她从清晨四五点钟起来，到厨房削土豆，认认真真地干了12个小时，手指僵硬，腰酸背疼，结果还不如其他女工削四五个小时的土豆多。一连削了六七天土豆，她实在坚持不了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厨房。
毋庸置疑，贺子珍是一位强者。当年，她是永新暴动向井冈山撤退的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这支队伍中第一个女兵。在异国他乡，她举目无亲，孤助无援。她努力过，拼搏过，但是都失败了。她自嘲自己无用：“睡在饭甑下也会被饿死。”
1941年春天，女儿娇娇（即李敏）从延安来到贺子珍身边。母女团聚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她却把女儿当成负担。心中的夙愿越来越渺茫，她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
1941年6月26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的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战争爆发不久，贺子珍和张梅从莫尼诺儿童院转移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要近，飞机轰鸣和爆炸声终日不断。“一切为了前线！”是全体苏联公民的行动口号。
战争在残酷地进行着。红色救济会配给儿童院的食品明显不足。按规定，儿童院的每名职员每天有800克兰姆（1克兰姆＝1克）的面包，小孩子有600克兰姆。而多数时间，孩子们要靠土豆果腹，甚至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当时，学校设有工艺课，女孩子学缝纫，给前线的红军战士做内衣；男孩子学做木工活儿，为前线钉制木箱。为了做饭和取暖，孩子们要到很远的林区伐木，劈成合适的柴块，再用爬犁拉回来。孩子们还在学校附近开荒种菜。而贺子珍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又没有参加伐木，也没有种菜，因此，她无法取暖，也没有菜吃，只能得到400克兰姆的面包。她只好卖掉从中国带来的手表、钢笔和衣物，换取食品，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煎熬。
因为冬天没有生火，身体瘦弱的娇娇经受不住严寒，不幸得了一场重病，一连9天不省人事，几乎失去生命。后来，贺子珍把女儿从医院接回来，一直带在自己身边。
看着眼前的窘境，贺子珍又想到自己生下的其他5个孩子，除了在莫斯科生下的男孩在托儿所病死外，其他4个孩子均已失散于国内的4个省，要想找到他们谈何容易！
离开中国党校后，在近3年羁留于苏联的时间里，贺子珍一直在困苦中煎熬着。她曾几次给共产国际干部写信请求帮助，希望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有饭吃就够了。但她哪里知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解散。全体苏联人民都在抗击德国法西斯，谁又能有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帮助贺子珍呢？
这时，国际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名叫玛尕洛夫。他对中国孩子非常歧视，总是挑刺儿找茬儿，大加呵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儿童院的食品本来就不充足，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他们夫妇的餐桌上总不断肉食和蔬菜。
贺子珍语言不通，说话又很急躁，她的要求往往得不到院方的理解和支持。玛尕洛夫还经常训斥她：“你呆在这里不想干活儿，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这种人格上的侮辱，谁也无法接受，更何况贺子珍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血气方刚的女将。原本火爆的脾气终于让她怒不可遏。玛尕洛夫竟强行把她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在苏联的境遇是悲惨的，但比起刘先群（博古夫人）、金维映（李维汉夫人）和其他在苏联失踪的同志，她还算是幸运的。
1946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了解到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随即向国内作了报告，经中国党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贺子珍重获新生。
1947年春天，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和女儿李敏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