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非名正言顺 纣王暴君实为周武王的谣言？
山南慕北 2016-06-20
关于商纣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暴君，天怒人怨，然而，为什么史上不少人还指责周武王的义举呢?只能说，历史是很复杂的。纣王固然残暴，但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呢?子贡就对此产生过怀疑。
况且，周的军队进入殷商的地盘，等于是一个国邦侵入另一个国邦，因此伯夷、叔齐扯住姜子牙的马，以君臣之义相告。并不是这两位老人迂腐，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赞同周朝军事占领商朝。而且，商朝的人还有一点不服气：周朝之所以顺利灭商，是因为商朝的主力作战部队在远征东夷，来不及回防国都所致。
周朝灭亡商朝，不像一些书籍上写的那样名正言顺，周武王心里头虚，于是就拜访当地的长者，请教商朝灭亡的原因。一位普通的民间长者说：“大王，您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咱们约明天中午吧。”武王信了他。
结果呢，这位普通的老人居然敢放周武王的鸽子，第二天中午，根本不见人影。周武王很纳闷：这老人居然敢失我堂堂周王的约?正当老人的安全成问题的时候，那位贤能大度的周公开始解释了：“俺明白了，这位长者实在是不忍心背弃自己的老主公纣王，当然没法说纣王的坏话。而且，他老人家故意失约不来，其实是在暗示大王您，言而不信正是纣王亡国的原因，您不可学他。”
那位老人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得而知，但周公的解读意味深长，他在提醒自己的哥哥周武王：商朝的人心根本还没有归向周朝这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要对商朝人守信，不能以战胜者的姿态对待他们。
知人心，善劝谏，周公被称为圣人，诚非偶然!
商纣王是中国暴君的典型。这似乎已成千古定案。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如“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读之令人毛发悚然。而近年出现的舞剧《凤鸣岐山》，再现了商纣的暴君形象。
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他的名字并不叫纣，他的正式名字叫子辛，也叫帝辛。“纣”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丑恶谥号，“残义损善曰纣”，也就是指凶恶不义的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和夏朝的亡国之君桀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词，我们多数人也都传承着这个观点。然而，历史上为纣王翻案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就为纣王平过反，他说纣王的罪行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夸张。清朝李慈铭也说，纣王的罪行比起后世的暴君，算不得什么。此外，毛泽东也为商纣王翻过案，他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甚至有一位教授偏激地称：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的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纣王虽称不上功勋卓著，但将纣王的昏庸和残暴说成是史上之“最”，也是不合理的。
《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秦誓》和《牧誓》，其中开列了纣王的六条罪状：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这一点与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伸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开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国力，就要征兵，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朝灭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国。
由此可见，纣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昏君，但有过也有功。
“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
不过，不管是否全面真实地看待这些帝王将相，都不能完全洗脱他们的罪恶，在极权统治之下，帝王将相之间的差别只在罪恶的多少，而不是有无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