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怎样的权利厮杀？
山南慕北 2016-06-15
汉武帝为什么独尊儒术
对于汉朝朝廷为何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中国学者以及西方汉学家中一直存在争议。
有评论家指出，这是由于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思想因素受到汉武帝及其以后历代帝王的青睐，因为它能帮助巩固王朝的集权统治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来源。在此，我个人认为，从现代角度出发应当可帮助我们追溯找到其真正的动因。如果我们了解了汉武帝当时遇到的挑战和客观因素，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古代中国在周朝分封制度瓦解之后，于秦汉时期开始（公元前3世纪）建立帝制国家。
在接下来的年代中，土地从之前的各个封地解放出来并可以自由买卖。结果，在汉代最初的半个世纪中，土地集中于少数有权势的豪门手中，这个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大地主阡陌延连，而贫者无立锥之地。
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以大地主阶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与世袭皇权之间前所未有的对立。
到汉武帝时期，他目睹豪门继续购买土地进而不断增强了自己的势力，这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从现代政治科学中权力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运用伦理思想的武器来调整权力关系，以此制约不断增长的大地主们的经济势力。
但是，正如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提出的，如果汉武帝仅是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理论为王朝的集权统治效命，他完全有更好的选择——就算不采用已失信的法家学说，还有墨家思想可以选择。墨家思想以墨子命名，墨子原名为墨翟，其思想堪与英哲托马斯?霍布斯相比而更甚之，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英格兰民主革命前皇权统治最有力的维护者。
为便于比较，我们需要一些笔墨简单介绍一下霍布斯。在英国内战时期，托马斯?霍布斯坚决拥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霍布斯基于“大自然状态”假说得出结论：人民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维护和平并实施制裁来抑制人类固有的不合群的倾向。在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理论中，人们只能在绝对权力（如君权统治）以及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社会治理的形态。霍布斯将他的君主称为“肉体的上帝”，他的手上同时握着宝剑和牧杖。
在墨子和霍布斯关于绝对统治者的理论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墨子相信人生活在“混沌”之中，这与霍布斯提出的在无统治者状态下的“大自然状态”相似。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而霍布斯则称君主为“肉体上帝”，这就好比墨子将统治者视为“天子”，认为既然统治者的出现是为了结束社会混沌的状态，那么他一定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此外，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对与错”的标准。既然天子是用上天授予的权力管理社会，那么他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意志，理应被所有人遵循。在墨子看来，服从天子的意志是整个社会和平与富足的开始。
与之相比，尽管孔子将君臣关系列为各种关系之首，但他并没有如墨子一样看待统治者的权力问题。一位孔子政治理论的评论家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将他的人文思想运用到国家事务的治理上。根据这位评论家所言，孔子毕生都在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普世教育。世间没有一个封建主子喜欢自己的臣民受教育，因为教育能解放人们的思想，能促进自主思维而不只是盲从他人的想法。因此，孔子普世教育的思想必然使其成为封建制度及以后王朝统治者的潜在威胁。
不仅如此，汉武帝是在人称“亚圣”的孟子（约前372—前289）将儒家思想进行修正及扩充后才将其定为“国教”的。孟子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之一，他阐明了孔子学说中模糊的部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之道。他甚至比孔子更深入，在回答一位弟子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到百姓有权推翻一个糟糕的君主，这等于是“诛一夫”而非“弑君”，因为一个不称职的暴君已经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夫”了。儒家思想中最独特的见解就是知识（以及节操）比财富更重要，并且认为国家须有堪称君子的人来统治或者辅佐治理国家。
通过以上的辨析，如果汉武帝真的要通过一种思想来统治百姓、巩固王权，那他舍墨子学说而用孔孟之道的做法只能说明他当时神志不清。
这明显说明汉武帝有其他的考量，他考虑的是豪门兴起的现实，这些豪门依赖他们拥有的大量土地而大肆敛财，由此实际控制着整个经济的命脉。除了改变社会的准则使得财富不再是获得权力和尊重的手段，汉武帝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
一旦儒家学说成为治理国家的第一准则，那么一些不可继承的因素（包括道德和能力）将取代可继承的财富（如土地所有权），于是儒家思想成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新准则。
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怎样的权利厮杀
故司马迁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即位后，他那位双目失明多年的祖母仍然监视并控制着朝政。建元初年，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制礼改制是武帝试图亲政的举动，最后也在他的祖母粗暴干预之下统统取消，使得这位胸有雄才抱负的皇帝无用武之地，并一度心灰意冷。六年后，己经二十一岁的新皇帝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掌控汉家天下二十二年之久的窦太后驾崩。汉武帝立即对目无天子权威的祖母实行报复，罢除所有被祖母安排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大臣，换上一班自己的人马。但是一二次人事变动并不怎么重要，彻底扭转国家的统治思想，在汉武帝看来才是最根本的。
窦太后在世时，始终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这从《史记》中反复强调的窦太后好黄老术可以看出，景武之际许多大事都是在“黄老之术”的名义下从事的。故而，原本敬鬼神的武帝在即位之后开始“乡儒术”，在心底里埋下了罢黜黄老术的种子。如果说建元初的制礼改制只是一次不知深浅的尝试，那么，武帝亲政后的一切举动则是对黄老术(或者干脆说是对祖母窦太后)的彻底反动或曰报复。朱维铮说罢黜百家其实是罢黜黄老，在我看来，罢黜黄老其实是罢黜祖母，黄老只不过是祖母的影子。这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实用意。
另外，由于先秦文献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多种版本、多种不同的理解，如同样作为“五经”，孔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五经文本显然与墨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文本有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传播手段的单一，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文字传播都明显地受到地域的限制。六国古文的差异导致了文本在理解上的差异，而不同地域的方言也同样影响到文本在口头传播中的变化。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古文，其动机也就是出于文字上的统一。到汉代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文化统一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主张的统一。原来先秦数百年间后先继起的诸子学说，在汉朝人看来，确实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气象，百家不一，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思想意识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确有必要对这些歧见纷呈的诸子思想主张进行一次大统一。
当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独尊儒术也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有关。年轻气盛的少年皇帝哪里甘心垂拱而治、南面无为啊。此外，罢黜百家还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分不开。当时势力最大的两大集团，一为窦氏(婴)，一为田氏(蚡)。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儿，当年为支持皇帝反对自己的姑母，本来喜好侠的栗太子傅窦婴还转而好儒术;但没想到，皇帝大了重用的却是王太后的弟弟田蚡，窦婴受到田蚡的排挤。故朱维铮指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那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
那么，我们再来看汉武帝和田蚡之流到底是怎样好儒尊儒的?罢黜黄老之后，汉武帝延引招纳的固然本应多为儒者。但其实不然。武士出身的丞相卫绾就出面指责:“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元光年间，汲黯也当面批评汉武帝，“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中还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武帝好儒的实情:
(公孙)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正如朱维铮指出的:“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间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受到汉武帝敬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及学《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赵人徐乐、齐人庄安，同为典型的杂家，同样上书言事，同时受到汉武帝召见并叹为相见恨晚，而主父偃还赢得同时任何儒者都梦想不及的恩宠，一年内四次升官。还有张汤、赵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以深刻为九卿’，就是说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这些例证都出现于元光元年之后。”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情况。
然而，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两千年来都被这八个字所遮蔽了。至于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更不大引人注意了。
总之，儒术独尊，并非历史的必然。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