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何刁难苏轼 王安石与苏轼对手变知己
彼岸花开 2016-05-20
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是王安石教训苏东坡的几个故事，其中有一则这样的：
王安石为何刁难苏轼
有一天，苏东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结果，王安石出去了，苏东坡在王安石书桌上看到一首咏菊诗的诗稿：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以学识而自负，他认为王安石这两句诗有问题，因为 “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耐寒、耐久，不可能被秋风吹落。“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后来的宋代诗人郑思肖同样这么说，可见秋风吹不落菊的“常识”多么深入人心。
王安石是苏东坡的前辈和领导，苏东坡的禀性是恃才傲物，所以苏东坡毫不客气地提笔补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东坡这么不谦虚，王安石便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住了近一年，一天大风过后，苏东坡发现菊花纷纷落瓣，满地金黄，终于知道自己的见识确实比王安石差了一截。
因为一件小事，王安石刁难报复苏东坡，似乎王宰相的肚里并不难撑船。其实，故事毕竟是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王安石打击苏东坡又是真的。真正的原因，不是斗气，也不是斗才，而是两人的政见不同，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冲突绝对是必然的。
单纯拼才艺，王安石那是拼不过苏东坡的。王安石的书法不是太出色，他当宰相时公文上的签名，通常很潦草，后来有个心腹提醒他，说你签的这个“石”字，看起来像“反”字，被人举报可不是小事，王安石吓得一身冷汗。
苏东坡的诗词出色，书法同样令人叫绝，越看越令人震撼——
苏轼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
苏轼的书法，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也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寒食诗》、《醉翁亭记》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对手变知己
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 “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 “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苏东坡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别有一番滋味。
苏东坡的到来，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两人谈诗论文，谈禅说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许，正因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故而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有人以为这是客套，乃至虚与委蛇。我看，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若要与王安石周旋，也犯不着远道来访。此时，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同抱赤子之心，又怎会互相设防?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岂非美事?而仕途险恶，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过来人，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未必没有林下之想。故而，一说即合，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依然盘桓不去。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好一个扁舟往来!若真成功，则苏王诗酒唱和，不啻是文坛佳话也!只是，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一时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二次拜相时，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人离钟山，却依然一步三回头。因为他知道，仕途崎岖，世事难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对于拜相，并没有欣喜若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政事虽是大功业，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那么，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大概是在渔樵之间、诗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如此，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
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