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撰文谈《白鹿原》的创作：爱和性是大命题
浅草 2016-04-29
作家陈忠实(左)探班《白鹿原》剧组.张雨绮(右)在剧中饰演田小娥
我在查阅《蓝田县志》时，发现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幅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躁姓氏的耐心。
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
在《白鹿原》书尚无任何人物和情节构想的情境下，田小娥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任何情节和故事，这个女人却出现了。我几乎不怀疑这种女人的生活真实，这是我耳闻的大量民间故事和我亲历的真人真事给予我的自信。当然，这个女人的出现，也引发了我对文学创作中性描写的理解和认识。
我从二十岁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到四十岁调进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整整二十年都工作在县以下的公社里，接触的多是乡村的干部和农民，和许多人成为熟识不过也互相信赖的朋友。我听到过许多荡妇淫娃的传奇性故事。这些故事不知在乡间传播了几百年，依然在乡村的那些偏僻的角落里传播不衰。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纲的严峻时月里，我常常和农村干部一起参加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在庄严的报告厅里，他们严肃地听报告；小组讨论时，也很认真地说学习体会；一旦到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他们便三五一伙聚到某个角落里，说着各自拥趸的那些被称作酸黄菜的民间故事。二十年间我不知听过多少回多少种，从来也没有在意过，听了哈哈一笑就过去了，更没有和写作联系起来，这些酸黄菜故事，压根儿登不得文学的大雅之堂的。在我翻阅了那几本《贞妇烈女卷》的文本之后，那些尚未忘记的民间口头本的酸黄菜故事从心底浮出。我顿然意识到，民间流传着的无以数计的酸黄菜故事，毫不留情地亵渎着嘲弄着也颠覆着一县之志的庄严；在偏僻角落里说着听着那些酸黄菜故事的肆无忌惮到放浪的嘻笑声中，《贞妇烈女卷》里那些女人以神圣的生命所换得的荣誉，不仅一钱不值，而且是片甲不留体无完肤。
更有我幼年时亲眼所见的两件事也突兀地钩沉出来。我由那些《贞妇烈女卷》里密密麻麻排列着的作为楷模的女人的名字，想起悬在我家西隔壁门楼上方的那块贞节匾牌，大小仿若中学教室里的黑板，黑色发亮的油漆板面上的漆皮已出现小点脱落，自右至左排列着四个金色楷书大字：贞节可风。落款署名的人，是辛亥革命后陕西第一任总督张凤翙。我自小就在这门楼前的空场地上和伙伴玩耍，到能认识“贞节可风”那四个大字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兴趣打问这匾牌是奖赏给我们宗族里那一位守寡守成贞妇的人，而且是陕西总督题写的匾牌，倒是把好奇心放在那个少见也难认的题匾人名字里的“翙”字上。直到1958年我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周六回到家门口，突然发现西隔壁门楼上方呈现着一方陌生的空缺，那块匾牌不见了。这是“大跃进”的强势“东风”卷起的“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横扫打掉的。打掉了也就打掉了，在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无非也仅仅只是觉得那门楼上方的空白有点陌生，过后很快也就不觉得陌生了。还有一件比这块匾牌更富刺激也更深印记的事，是对一个违抗婚姻法则的女人的集体惩罚事件。这是解放前夕的事，我还没有上学，却有了记事能力，一个结婚不久的新媳妇，不满意包办的丈夫和丈夫家穷困的家境，偷跑了。这种行为激起的众怒难以轻易化解，在一位领头人的带领下，整个村子的成年男人追赶到新媳妇的娘家，从木楼上的柴禾堆里扯出来藏匿的新媳妇把她抓回村子，容不得进门，就捆绑在门前的一颗树杆上，找来一把长满尖刺的酸枣棵子，由村子里的男人轮番抽打。全村的男人女人把那个捆在树杆上的新媳妇围观着，却不许未成年的孩子靠近，我和小伙伴被驱赶到远离惩罚现场的空巷里，看不到那长满尖刺的酸枣棵子抽击新媳妇脸皮时会是怎样一幅血流满面的惨象，只听见男人们粗壮的呐喊和女人们压抑着的惊叫声中，一声连着一声的撕心裂肺的惨叫，肯定是刺刷抽打时不堪忍受的新媳妇本能的叫声。这叫声尽管惨烈，在我毕竟是少不更事的时候，渐渐也就沉寂了。
四十多年后的这个春天，我在蓝田一家小旅舍的房子里，一页一页翻着《贞妇烈女卷》里那些不知封盖了多少年的女人名字时，我家隔壁门楼上的贞节匾牌和被刺刷抽击新媳妇的惨烈的哭叫声，从沉寂的心底复活了。竟然是历历在目，声声在耳。无需太多的回嚼，我为这一正一反的两个具象颇为惊讶。那副由总督题名的匾牌昭示着什么，而被捆绑在树干上用刺刷抽打的女人惨不忍睹的情景又炫耀着什么，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不难回答甚或太过简单的话题。然而，那与我时空距离太过久远的《贞妇烈女卷》，那些在我当作笑话听的流传民间的酸黄菜故事，尤其是在我幼年亲眼所见的本家宗室门楼上高悬的贞节匾牌，和那个因逃婚而被刺刷抽打的新媳妇的尖叫声，全都搅和在一起，抹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的隔膜，也拂去了陈旧的烟尘，以一种令我心颤的新鲜和生动，横陈在我的眼前，盘绕不散，更无法淡忘。我一时尚意识不到，这部小说最初的酝酿实际已经自此开始了。同样让我可以说意料不到的是，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突显出来了。尽管这些刚刚出现的人物面目还比较模糊，却涉及到性描写，在那时候我的文学创作观念里，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命题。且不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性禁区做了多少探索，仅我自身而言，这个性描写的命题更有特殊的严峻性。
在我小说写作的初始几年，似乎不由自主地以男性为主要写作对象，尤其是那些乡村各色老汉的生活故事和他们的个性，曾经颇得各家报刊编辑的赏识。我曾经不无得意。为了练习刻画人物的写作基本功，我写过一篇《徐家园三老汉》的短篇小说，在不足一万字的篇幅里，我想写出三个个性不同的老汉形象，甚得好评。在我生活的这个不大也不小的文学圈子里，甚至形成某种普遍印象，说我这个业余作者写乡村老汉比较拿手。当我后来由小小的得意进入反省，意识到这种写作状态的另一面，恰恰是自我局限。这种写作状态形成的原因并不奇怪，在我刚刚进入社会并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追求的时候，是重提阶级斗争并确立为纲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发展到“文革”且不论，文艺界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日紧过一日一年紧过一年，直到“文革”把几乎所有作家关进“牛棚”。我读过的解放以后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英雄人物和所有正面人物，有恋爱情节，却无一个字的性描写。我准确记得只有在长篇小说《创业史》里，写到破坏农业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姚士杰强奸落后妇女素芳的场景，尽管篇幅很小，却独成稀有的一景，而且是为了揭示富农分子丑恶的灵魂而设的笔墨。在写到主人公梁生宝和改霞的初恋情节时，两个人连手指头也没有碰过，我尽管曾为梁生宝的理性深感遗憾，却仍然相信这是我读过的那个时期的小说里写得最动人也最可信的恋爱故事。我那个时候也读过一些翻译作品，倒是不乏爱情乃至性场景的描写，但在阅读的同时绝不发生迷糊，这是外国小说，外国小说是允许这样写爱情包括具体的性描写的，我们的小说不仅不能这样写，写了会吃不完让你兜着走的。直到“文革”中提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几个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光身汉和寡妇，肯定是剧作家谁都不敢碰爱情这一页难念的经了，更不要说性描写了。在这种背景下学习小说写作的我，不说有意识或无意识，把学习创作的基本功力的练习对着男性，尤其是乡村老汉的生活故事，想来是无可选择也是很自然的途径。我在一种粗浅的反省之后，写了几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写到恋爱的美好，也写到挫伤留下的终生痛苦。发表倒发表了，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于好于坏都不见评说，倒使我丧气，甚至怀疑我对女性世界的了解和体验可能隔膜太远。直到1982年冬天，我写出第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得到编辑颇热烈的反应，我才第一次获得了探索男女情感世界的自信。不过，仍是以写爱情为主线，涉及感情的复杂性，却基本没有性情景的描写，把握着一个“点到为止”的不成文的原则。这个不成文的写作原则，直到我已开始构思《白鹿原》，穿插写作中篇小说《四妹子》和《地窖》的时候，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鹿原》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却仍然在这两部中篇小说中把握着“点到为止”。这两部中篇小说的男女角色和情感交葛，提供了可能稍微放纵一笔，写他们合谐或不合谐的性心理感受里的性行为，我却依旧没有放开手笔。原因很筒单，性在《白鹿原》的构思中刚刚有所意识，同时就显示给我的是这个甚为敏感的话题的严峻性，岂敢轻易放手；还有一点不好出口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鹿原》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在《白鹿原》两年的构思过程中。爱和性是我一直反复嚼磨着的几个自以为重要的大命题之一。我曾搜寻过涉及这个命题的专论，关于爱尤其是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必要性得到一种理论的确认，无疑给予我以启迪也给我信心。然而却很难与我正在构思的《白鹿原》里的人物发生切实的参照。理论阐述的是普遍的道理，而在我所要写的多个人物身上，很难发生具体的分寸把握的功能了。这是仰赖理论所不可能解决的事，不然就无所谓创作了，属于常识。让我确信必要而又恰当的性描写不应该继续成为禁区，是我对文学创作理解的一次突破。然而，那个人物必需涉及性描写，分寸如何把握，却一直是我纠缠着的问题，又无法请教任何人。
随着《白鹿原》的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是很自然地得到解决，起初发生的那种严峻性，已经化释了其中的某些威压的成份，而更多地突显出某种庄严感，甚至连最初从理论上确认的关于性描写的必要性，进而增添了某种挑战的意味。这是我对那道“原”的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我对原上那几位逐渐生动也丰满起来的人物的自以为独自发现的感受，自然发生的某种未曾体验过的颇富挑战性的庄严感。我很清楚，这是我接受了关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新鲜学说，并试探着对《白鹿原》里的人物完成透视和解析，看到蒙裹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在那个时段的原上各色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都是一根不可忽视的或梁或柱的支撑性物件，断折甚至松动，都会引发整个心理平衡的倾斜或颠覆，注定人生故事跌宕起伏里无可避免的悲剧。获得了这个自以为得意的透视人物的视角，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扩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岂止是我家后门外的这道原，辛亥革命的一个最切实的革命行动，是剪掉男人脑后的那根猪尾巴扯断缠裹女人小脚的发臭的布条；“五四”运动则提出婚姻自由，可见裹缠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臭布条，中国南方北方一样久远。这个时候，我才大致梳理出较为分明的头绪，对于在查阅《蓝田县志》的《贞妇烈女卷》时颇为激烈的心理反应，以及田小娥这个人物的跃现，现在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视角，进入理性的探视了。
我后来归纳的“写性三原则”，大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既然我想揭示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经意识到支撑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性这根重要构件的分量，如果回避，将会留下“秘史”里的大缺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撕开写，把我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缠裹着性构件的长布条彻底撕开，该当是《贞妇烈女卷》里无以数计的女人不敢出口的心声，也该当是民间盛传不衰的那些酸黄菜故事传播者未必自觉的叛逆心理，还有留在我幼年记忆里的那位选婚者被刺刷抽击时的尖叫。
我的庄严感就由此而产生。这种庄严感在我此前的写作中没有发生过，而且伴随着挑战性。这在我是很切实的矛盾，既要撕开写性，又担心给读者留下色情的阅读印象，确实感觉到甚为严峻的挑战。我为自己的定位比较清醒，不把性描写作为吊某些读者胃口的诱饵。尽管确信不疑，尽管不想如此下作，而要不造成色情或贩黄的阅读效果，关键就在性描写的必要性的再三审视和描写分寸的恰当把握。揭示这道原的“秘史”里缠裹得最神秘的性形态，封建文化封建道德里最腐朽也最无法面对现代文明的一页，就是《贞妇烈女卷》。在这部小说写作的四年时间里，我给自己写过两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一张是关于性描写的三句话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贴在小日历板上，时时警惕走神。另一张是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的一瞬，我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待我再睁开眼睛，顺手在一绺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几个字，再贴到小日历板上。其实这张纸条的内容已不属于提示性质，纯粹是我抑制写作冲动的即兴行为。后来我也意识到，仅写过的两张小纸条，都是与性描写有关。（文/陈忠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