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为什么被定论为“党内野心家“？饶漱石的非凡革命
浅草 2016-04-27
饶漱石(右)会见何基洋(中)和张克侠
非凡的革命轨迹
翻开饶漱石投身革命后30年的履历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历经艰险、充满传奇色彩的闪光轨迹。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饶家村。应验了“古今临川多才子”的美誉，少时的饶漱石天资聪颖，念书过目不忘，乡学、中学，直至考入也算名牌大学的上海大学，可谓一帆风顺。饶漱石是1923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他作为中共江西省委的特派员，来到方志敏所在的弋阳、横峰，协助两地建立了隶属于赣东北特委的弋阳、横峰两个县委。之后，奉调杭州，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在地下斗争的险恶环境下，出于保密，中青年的饶漱石被同志们称为“小姚”，“姚”是“饶”的谐音。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坠入失败的深渊，许多优秀共产党人倒在叛逆者蒋介石的屠刀下之时，饶漱石幸运地由党组织保护下来，于1927年11月被派驻法国和苏联学习。一年零三个月后，饶漱石奉命回国，来到东北开展地下工作，先任共青团满州里省委书记，后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在饶漱石出色的领导下，地下省委在哈尔滨皮鞋厂，成功地组织了震撼东北的工人大罢工。
1930年春，饶漱石在沈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因其身份一直不为敌人所知，在关押了将近一年后被释放。翌年2月，因其难以在东北立足，中央将他调往上海从事工会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等职务。
王明中央推行的“左”倾盲动路线，不但使党在城市的力量损失惨重，就连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也不得不向江西苏区迁移。1933年1月，饶漱石改任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留在这座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都市里坚持斗争。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纸电令，将饶漱石调到苏联，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从这时起至1939年10月，是饶漱石工作和学习上获益最大的四年。他不但全身心地投入主编《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的工作中，还有机会到美国、法国开展国际工运活动。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
1939年底，饶漱石奉命回国，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面目，出现在党内。他由中央派人直接护送到皖南，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项英。此时东南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新四军的领导。毛泽东对饶漱石在东南局、在新四军当中的作用分外重视，明令让他与项英、叶挺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要务。
历史卷起的波涛，又一次把饶漱石推上了潮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给他带来了新的政治契机。
1941年1月9日，皖南事变业已爆发，在新四军军力遭受重创，副军长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部不告而别的情形下，饶漱石与叶挺领衔，以中共东南局的名义，连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前一封是痛陈敌情，要求中央速向国民党交涉，后一封要求由饶、叶相机处理军政大计。中共中央很快回示，明令饶、叶共挽危局，饶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这样一来，饶漱石就担任了中共东南局代书记及新四军中的数项要职。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地位一下有些尴尬了，中央考虑到邓子恢在安徽脱不开身，决定由饶漱石代理他的职务。3个月后，中共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建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第一副书记。这样的安排说明了中央对饶的器重。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工作，饶漱石上升为华中局的一号人物：华中局代理书记，并兼任新四军政委。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式担任了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地位日益显赫。
1946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新四军军部兼管山东军区，陈毅任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军区政委。山东为我党我军的主要战区，下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5个三级军区，总兵力达22万人。按照“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饶漱石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当家人。这年4月，饶漱石作为北平军调部的代表，由伍修权等人陪同，与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抵沈阳，进行国共东北停战调处。这时，我军没有设立军衔，为便于与国民党军方代表平衡地工作，对各地派去的我方代表授以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被授中将衔，而太原代表陈赓、本溪代表许光达等人，只授少将衔，饶漱石在我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饶在东北调处期间，以其出众的口才和政治智慧，在谈判桌上舌战美蒋代表，捍卫了我党我军的利益。
东北的停战调处还未结束，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饶漱石赶回山东，与陈毅一道指挥军民御敌。只半年时间，我军在山东的战局由开始的吃紧转变为节节获胜。1947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军区，由陈毅、饶漱石任军政领导。而在党内，饶漱石又是中共华东局的书记，是陈毅的上级。华东军区下辖鲁、苏6个军区及1个分局，兵力达40多万。
随着华东战区的局势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饶漱石在中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地位日益上升。1948年下半年，党中央在所有的电报中，对各大战区党政负责人的排列，都是把饶漱石的名字放于前面，之后才依次是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等人。
饶漱石没有辜负中央和毛泽东的厚望，在淮海战役中，他贯彻“政治工作的准备，力求完备周到”的电示，开创了具有我军特色的生动有效的政治工作局面，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较大贡献。饶漱石对于接管城市的经济管理，具有较高的领导水平。我军占领上海之后，他与上海局书记刘晓、上海市长陈毅一道，领导大家克服经济困难，保证民众基本生活，稳定新上海，政绩突出。
建国之初，饶漱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一项没有第二人的殊誉。按照当时的惯例，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区的司令员兼任的，只有饶漱石是例外。这样饶比其他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要风光得多。
1952年夏，饶漱石与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奉调中央，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有名的“五马进京”。翌年初，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成为令人瞩目的党内政要。
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53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逐步成长为我党颇有影响的高层领导。从常理推断，这应不是他政治上的顶点，他完全有可能上升为影响更大的政治人物。令人扼腕的是：从他担任中组部长起，就开始在作茧自缚。驱使饶漱石走上身败名裂之路的，是原本就潜藏很深、遇到时机就要恶性膨胀的政治野心。如同任何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一样，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不是一朝一夕才有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过运用政治手段打击别人，巩固自己地位的前科。
保位置挤走陈毅
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离开新四军，饶漱石上升为中共华中局的一号人物———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当饶漱石在双重高位上工作了5个月的时候，这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文件既强调了党在军、政、民当中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实行民主集中制，防止党委包办、代替政权和民众团体的现象。
中央的文件，旨在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而饶漱石则大受触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政治上的危机感。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职位上五个月了，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很佳，各种各样的议论甚多。说饶书记不能像少奇同志那样抓大事，理论水平也没有刘那样高超等等。饶想，如今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华中局书记一职势必更为重要，自己头上还牢牢地扣着一个代字，弄不好的话，代理二字拿不掉不说，还得被人挤走。而在华中局来说，最有优势挤走自己的，头一个数陈毅！陈的资历老，起步高，具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战功显赫，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与威望，自己难以匹敌。这一想法，紧紧地缠绕着他，他开始关注陈的言行，等待着某种机会的到来。
1947年1月，华中局机关与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了盱眙县的黄花塘，陈毅痔疾大发作，几乎休克过去。饶漱石派人将其护送到大刘郢的新四军二师医院治疗。陈毅住院一个余月，痔疾大有好转。他是闲不住的人，病情稍好就与人下棋、聊天、即兴作诗。其间还会见了从上海赶来的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两人关起门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3月中旬，发生了新四军击败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擒获韩本人的山子头战斗。陈毅虽然身在医院，却是心系部队，要求军部及时向他通报各种大事。在对待韩德勤的问题上，陈毅主张尽快释韩，以利用反共派内部的矛盾，使重庆反共集团感到棘手，同时取得国民党军界及江苏士绅阶层的好感。
然而，饶漱石主张暂不释韩。中央书记处接到了饶、陈各自发去的电报后，于3月29日复示，同意陈毅的处理办法。这样，韩德勤得以释放，新四军与之签订了和平秘约，陈毅指示除归还所有被缴的枪弹物资，还批给8万元作为韩部的开拔费。韩德勤亦未食言，此后与新四军不再为战，这对我极为有利。
这年6月，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新四军各师也在战斗之余贯彻执行。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饶漱石对运动抓得很紧，亲自主持了整风会议，并下到各师作报告。一个多月过去，军政委收集到了不少对于陈毅的批评意见：
———无病装痛，小病大养。要说有病，为何没日没夜地与人下棋、聊扯？
———丢下军部不管，生病住院是假，逃避斗争是真，这是畏难消极的行为；
———与那个潘汉年躲在房间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要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何必偷偷摸摸？
———充满了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尽搞风花雪月的一套，哪有革命军长的味道？
———好不容易捉到韩德勤也给放了，还送钱还枪，真是右到家了，是一贯右倾的表现；
……
饶漱石从军部整风会议的记录本上看完这些，冷笑一声：“哼，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呢。”
饶漱石在大刘郢二师师部，遇到一个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的团级干部，聊谈中讲到这么一个情况：陈毅在闽西的时候，主持过红四军“七大”，并取代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后来又赴中央报告红四军党内的争议，经由中央表态，才把毛请回到前委书记位置上。反应灵敏的饶漱石马上联想到陈毅在井冈山担任军委书记时，发生过取消党代表制度一事，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出一个念头：“这不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吗？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吗？”
接连很多天，饶漱石不停地找人谈话，以华中局和新四军最高领导人的姿态，听取干部们对“我”、对军长的意见，着重谈军长有哪些方面的错误。不少同志都误以为饶是奉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担心与陈毅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有意避开。
对军部负责人的整风会开始了。华中局书记采取了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战术，在军分会的会议上公开向陈毅问罪。一开口就质问陈毅为何一贯与毛主席格格不入？要他承认反对党的政治委员制度，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饶漱石的神态张狂得就像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就等待最后核实定罪了。
接连几天，军分会的整风成了对陈毅的斗争会，有不少的人跟在饶漱石后面，向陈猛烈“开火”，罗列一大堆错误，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在的过失，显然要老账新账一起算。还有些人全然不顾陈毅的身份地位，当面作出声色俱厉的责问。目睹这种情状的陈毅，心里非常难过。他十分惊异于饶漱石为何突然对自己下手这么狠重？惊异于有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何以昏了头似地向自己射出冷箭、热弹？然而，陈毅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克制，发言时严格剖析自己，对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缺点，作了诚恳检查。但有一点他严守立场：错误归错误，自己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没有反过政治委员制度。
饶漱石为这次精心准备的重拳出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没有使陈毅屈服，好生失望，但又为这么多人起来围攻陈毅而窃喜。他明了应当见好就收，再图良策，便大度地表示：愿与陈毅作一次长谈，沟通思想，消除隔阂。
随后，饶漱石以两个整天的时间同陈毅交换意见，也没有再提陈反毛主席、反政治委员制度的事，反而诚挚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性子太急，恨不得几天就把新四军的事办好，以后注意改正。对于这样的结局，陈毅从维护全局利益出发，豁达地承受了委屈，表示努力改正错误，搞好与军政委的团结，更好地为党工作。末后，两人握手言欢。
陈毅哪里知道饶漱石玩起了阴阳两手的手段。他瞒着陈毅，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出电报，拉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干部签名。这份长达1560字的电文，火药味很浓，直接挑拨陈毅与毛、刘的关系，说陈一贯不满于毛，反对党的政治委员制度，并歪曲事实，反说陈毅暗地里对华中局、对饶漱石“搞鬼”。电报的结尾是：“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的意图很清楚，要中央将陈毅调走。
饶漱石在背后玩出的这一手，做得十分隐蔽、保密，陈毅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才从揭发材料中知晓有这么一件事。
饶漱石在黄花塘掀起的“批陈”风浪，不意被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挥手平息。毛在接了双方的电报后，轻巧地回电说：事情可以讲清，可以改正。并变通地决定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陈毅离开新四军去延安，既有中央让他出席七大的因素，但在这种时候提前那么长时间离开，更多的成份是饶漱石“挤推”的结果。陈毅怀着噩梦缠绕般的恶劣心绪离开了新四军，饶漱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联盟高岗欲倒刘、周
1953年春的新中国，国家领导机构发生了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动作地改组了政务院，撤销了周恩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一职，调整了政务院的分工，将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部门划分为五大块，分别任命了负责人。经过这次调整，高岗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统管五个主要工业、计划部门。饶漱石也担任令人瞩目的中组部部长要职。
政务院的改组，周恩来的权限被削弱，有着复杂的背景。简而言之，由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工会工作方针、农业互助合作化、新税制等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的观点不符。而高岗看准了机会，投其所好，博得了毛的青睐，坚定了毛“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决心。高岗适时地利用这一机遇，一方面“狠挖刘少奇的老底”，另一方面对周恩来重拳出击。
对于野心家来说，其政治贪欲是不会满足的，只要遇上机缘，就会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在某种意义上，饶漱石与高岗是一对天下难觅的伙伴，共同的政治利益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在党内形成了倒刘反周的联盟。
饶漱石和刘少奇渊源颇深，对他怨愤亦多。
早在1929年初，从苏联回国的饶漱石在东北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刘少奇也在东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在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是满州里省委书记最具实力的人选。对此，饶漱石深感不安，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的“问题”。李立三却公允地说：“少奇同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三个月后，刘正式任省委书记，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改任团省委书记。
1932年初，饶漱石由中央调到上海，担任中华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后来又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而此时的刘少奇，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又成为饶的上级。
皖南事变发生后，饶漱石一下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然而只十几天，中央就任命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并任合并后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只是副书记，又是刘的下级。饶对此极为不快，私下对人埋怨说：“我这辈子算倒了霉，总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心有不快，自然要发泄。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到华中视察工作时，饶向周打小报告，列举刘的许多“错误”，言语中不乏蔑视、攻击的成份。
与饶的小肚鸡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在周恩来面前夸奖饶的优点长处，建议中央好好地重用他。饶漱石也得知刘少奇公正无私地举荐自己，心里有一些感激，而事过不久又恢复了对刘的不满。那是刘奉调中央之时，在华中局举行的告别会上，刘说了一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实际工作，还要依靠陈毅同志。”饶便疑心刘少奇并非真正信任自己……
高岗以其敏锐的目光，岂不了解饶漱石对刘少奇心有怨愤？和饶进行政治结盟，联合起来对付刘少奇、周恩来的图谋，自然就萌生了。利用毛泽东对自己的青睐，高岗不止一次地在毛的面前建议说：“漱石同志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朋友对他的印象很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准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组部长，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秘示其尽快查出刘少奇、周恩来信任的安子文、薄一波等人的“问题”。结果，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安、薄1936年8月30日在《华北日报》化名刊登的反共启事。高岗、饶漱石见了如获至宝。然而中央对此事早已知晓，那只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于是，高饶抛出的这一“石头”，没能激起什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会议在京召开，高饶利用毛泽东不满于薄一波理财的一些做法，直接向薄发难，以达到侧击刘、周之目的。饶漱石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他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作风和路线的问题！他以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饶、高这次发难，达到了部分目的，刘少奇、周恩来、簿一波纷纷作检讨，并于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
既尝甜头，高、饶决计乘胜出击，加力拱倒刘少奇。同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饶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广为活动。此举果又奏效，高饶“明斗安，实反刘”的图谋得逞，安子文受到党内处分，由此牵扯到刘少奇。
同年的11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高饶认为机会到了，加紧了各方面的活动。高岗跑到华东、中南等地，四处游说，散布所谓的“两党论”，把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并以前者“代表”自居。高还在党内高层人物中活动，拉拢许封，不惜露骨，欲谋求党中央副主席或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并兼任政务院总理，由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锁定目标，紧紧地傍上高岗，使出浑身解数，欲要取得党和国家的更高权位。
饶漱石、高岗低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洞察忠奸的水平。邓小平、陈云等人对高饶的反常活动感到愤慨，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也从许多现象中形成这样的看法：这个高岗是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伙同饶漱石要把刘少奇、周恩来扳倒，由他们取而代之。若这样的话，我们党不是面临着一次分裂吗？刘少奇、周恩来，那是中央所要倚重的左臂右膀呀？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甚至错误，然而大方向是对的，起码不像你两个那样野心勃勃嘛……
看清了高饶的野心家面目之后，毛泽东以他政治上特有的果敢与雄伟魄力，决心将此事提到党中央重要议事日程加以解决。1953年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所作的“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讲话，揭开了高饶问题的盖子。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高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接着，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40余人在会上发言，揭发高饶联盟分裂党的言行。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当初抱着巨大希望进行倒刘反周活动，欲跃“龙门”的高岗，此时情绪一落千丈，不待2月下旬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结束，就在家中触电自杀，未遂后于同年8月再度服用安眠药自绝于党。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饶漱石在家闭门不出。他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一份两万余字的检查书，主要交待了四个大的错误。其中第一条是“挤走陈毅，独揽大权”，第四条是“与高岗配合斗安（子文）反刘（少奇）。
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还被野心误。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成为饶濑石从政治巅峰坠入尘埃的最好注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认了五十年代这场党的政治斗争的“路线斗争”之说，但还是将饶漱石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