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死了吗？戚本禹如何发迹？戚本禹迅速倒台之谜
浅草 2016-04-27
左起：关锋、姚文元、戚本禹
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在上海因病去世。
戚本禹如何迅速上位？又是因为什么而迅速倒台的呢？
戚本禹其人，金春明在80年代的《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已有定论：“那时理论界有两根棍子：一个南棍子，一个北棍子。南棍子就是姚文元，北棍子就是戚本禹。”那么，“北棍子”当年究竟做了些什么迅速上位？又是因为什么而迅速倒台的呢？
理论界“北棍子”，代表作都是在拿历史来为现实政治服务
戚本禹生于1931年，1950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最初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和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后转为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信、来访事务。毛泽东喜读史书，戚本禹受其影响，业余时间也喜好钻研历史。其理论代表作，全部都与历史有关。
1、写《评李秀成自述》，意外发迹
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刊文《评李秀成自述》。戚认为，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只是一份投降自白书；李秀成其人，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丧失了革命气节”的叛徒。该文发表后，史学界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过于轻率。周扬认为，李秀成这样的人物可不可以翻案，不全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应该先提交中宣部讨论，“糟蹋这个人对我们不利，这个人是曾国藩要糟蹋的”，要求采取措施抵消戚文的影响。
《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是戚自发所写。故在上述压力之下（尤其是戚得知周扬的讲话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戚一度准备做出检讨。但事情很快又峰回路转，江青告诉戚，“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毛泽东对戚文作了十六字批示：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并送给戚一本台湾出版的李秀成资料。戚绝处逢生，遂又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的文章。1964年夏，戚的两篇文章由《人民日报》刊发，全国掀起对李秀成的大批判。戚的人生也随之发生转折，进入《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组长。
2、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翦伯赞、吴晗，获赏识
1965年12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刊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开启了对翦伯赞、吴晗等人历史观的围剿。
1958年的“史学革命”，将历史研究带入了拒写朝代、拒写帝王将相活动、不整理史料的歧途。这种歧途，连郭沫若都看不下去，出来批评道：历史的书写可以打破王朝体系，“但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的朝代，如何抹得掉呢？”“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使有时是狗咬狗，如果关系重大，也值得写。例如西晋的‘八王之乱’完全是狗咬狗，但招致了‘五胡乱华’，甚至南北朝好几百年的分裂，完全不提，那是不妥当的。”“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翦伯赞、吴晗等也在1959-1963年间多次写文章批评这种误入歧途。
戚本禹的文章刊登出来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表彰：“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为弥补“没有点名”的缺点，戚随后又写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等点名文章。
3、批《清宫秘史》，深度介入“文革”核心命题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刊发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文章表面上批的是《清宫秘史》，指责这部电影“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实际上批的则是“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迅速倒台之谜虽迄今没有定论，但有两则材料值得特别重视
戚迅速窜红，却又迅速倒台。1967年8月3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25日，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送往秦城监狱关押。史称“王关戚事件”。王关戚三人的倒台原因，迄今仍是当代史中的一个未有定论的谜团，甚至出现了“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而惹怒江青的八卦。不过呢，在众说纷纭之中，有两份材料，特别值得引起重视。
1、《毛泽东年谱》中的说法：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
据《毛泽东年谱》，戚本禹失势的大致情形如下：
“8月25日、26日。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内容是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月一日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等情况。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据阎长贵讲，武汉“七二０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曾一度喧嚣尘上，毛泽东的最终决策是“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2、刘华秋回忆：毛泽东对前来探询的王海容吟诗“运去英雄不自由”
1998年《党的文献》第3期刊登了刘华秋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涉及到毛泽东在“王关戚事件”中的看法。文章说道：
“随着1967年国庆节的临近，外交部的同志们猜测，如果陈毅同志能在10月1日跟随毛主席、周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而王、关、戚不能露面，则可以说明问题。我们请王海容尽快设法摸清毛主席的反应。9月24日凌晨4点，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试探他老人家对陈毅同志及王、关、戚的态度。当王海容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针对王、关、戚问题,只援引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并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句，出自唐代诗人罗隐之《筹笔驿》。刘华秋说，他们当时的理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但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结论只能是：王、关、戚快完蛋了！”
其实呢，刘华秋的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罗隐全诗如下：“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相传为诸葛亮北伐筹划之所。全诗主旨，乃是遗憾诸葛亮功业未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意指诸葛亮一世英雄，也不得不屈服于时运不济。毛泽东晚年极爱罗隐此句，曾以之评价梁武帝，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王关戚”三人，比作诗中不自由的“英雄”诸葛亮。至于此次与王海容谈话中不自由的“英雄”究竟何指，结合“七二０事件”以及“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取消，其实也并不是很难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