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
戚本禹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戚本禹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另外一件事,是在中南海发生了“八司马事件”。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但他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他出生于上海,1949年入党。
由于戚本禹年轻(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戚本禹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被毛泽东的秘书看中,田家英选他当自己的助理,做资料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戚本禹当上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科长,行政上是18级。
受到毛泽东的赏识
戚本禹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是通过两件事。
一件事,是戚本禹写了一篇调查报告。1961年,戚本禹被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搞调查,回来后,他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田家英将此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赏识戚的见解,在信上写了批语,转发全党。戚本禹从此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也在中央的高层挂上了号,在全党出了名。
另外一件事,是在中南海发生了“八司马事件”。1958年3月,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政治秘书室也开始了整风。林克、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政治秘书室的一些问题,他们被批是借反右而“反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想不到我身边也发生了‘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8个年轻干部也在中南海里出了点小名。
1962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被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他向毛泽东直言自己受到了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写过调查报告和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责令田家英调查,经查,戚确实是冤枉的,为戚平了反。这件事,使戚本禹得到了敢于向毛泽东直言的名声。从此,他在毛泽东那里更被高看一眼了。
一“文”惊人
1963 年8月,戚本禹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可谓一“文”惊人。
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戚本禹乘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之后,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和欧阳予倩的话剧《忠王李秀成》。这一下,戚本禹出了名。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配合姚文元
1965 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上世纪60 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呼应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5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肯定和表扬了戚本禹写的文章,一下子使戚本禹名气大震。
风云人物的突然垮台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田家英被打倒,戚本禹取代了他,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并担任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掌管着中南海的机要大权。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
然而,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风云人物的戚本禹,却突然垮台了。
原来,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
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
8月26日,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事实上,毛泽东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已经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此时红卫兵也提出了“戚本禹滚出中央”的口号,重压之下,1968年1月14日,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5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秦城监狱。
“文革”后,刑满释放回归历史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才又想起了“王、关、戚”。
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
戚本禹又没有王力和关锋幸运。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
戚本禹出狱后一直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由于他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图书馆领导人倒很尊重他在收藏历史书籍方面的建议。在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同时,他也化名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主要涉及的范围是明史。这也是他的专长之一。
(据《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