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最终结局如何？
浅草 2016-04-26
1922年10月24日，此时毛泽东虚岁30岁。古人曰：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迎来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得到一个儿子，还有一个是他组织长沙泥瓦工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当毛泽东得知他与杨开慧的头生子是个男孩，曾经高兴地说：“我这是双喜临门哪。”
也许，毛岸英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他比其他孩子的命运更加坎坷与动荡，他在5岁前跟随着父母奔波于长沙、广州、武汉等地。他毕竟是毛泽东的长子，毛泽东对他的喜爱和关注超过了以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即使在毛泽东与他们失去联络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想念最多的也是毛岸英。因为毛泽东最后见毛岸英的时候，毛岸英已经懂得了一些事情。
毛岸英对父亲也有一些记忆。他记得父亲曾经让他在大雨中奔跑，嬉戏玩耍，大雨把毛岸英淋得浑身透湿，父亲却在一边欣赏他的欢乐，还不断地给他鼓劲加油。他们父子管这个游戏叫“淋浴”。毛岸英还记得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等他再长大些，带他去“风浴”、“沙浴”，但是父亲不等他长大，便去了遥远的地方闹革命，留下了他们兄弟三人与母亲相依为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仅让中国革命经受了考验，也让革命者的家庭历尽磨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被迫分离在两地时，毛泽东在为中国革命探索走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几经沉浮，而杨开慧则在长沙与全家人陷入生死不测的险境。
1930年10月24日毛岸英过8岁生日这一天，国民党军阀何键将他们母子抓进监狱。20天后杨开慧被害，毛岸英和保姆经亲友们保释出狱回到外婆家继续生活。
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紧紧盯着这三个孩子，希望他们成为能钓到毛泽东的“诱饵”。为此长沙地下党对毛泽东与杨开慧留下的三个孩子的处境十分担忧，稍有不慎这三个孩子都会出现危险。
这时，上海地下党以宋庆龄的名义在一家外国教堂创办了一所“大同幼稚园”，成为秘密收养共产党人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地方。
人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担任园长，他对外的身份是教堂牧师，他的夫人和李立三、恽代英的夫人都在这个幼稚园里当保育员。为避免国民党特务跟踪侦查，幼稚园特意请宋庆龄题写了“大同幼稚园”五个字悬挂在大门口，以此保护园内的孩子们。
杨开慧牺牲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也传到了上海地下党领导者的耳朵里，他们通知湖南地下党设法安排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到上海“大同幼稚园”里生活。
杨开慧牺牲一个月后，毛岸英的舅妈李崇德和外婆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来到了上海。她们在上海见到了孩子的大叔毛泽民和婶婶钱希钧。
此时上海依然灯红酒绿，尽显人世间的风情与繁华。可这个貌似天堂的花花世界却暗藏杀机，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律格杀勿论，政治上一片白色恐怖。
毛泽民与妻子因为从事秘密工作，无论言行还是行踪都十分谨慎，家里一下子多了这些人，他非常担心被国民党军警发现。他马上约见“红色牧师”董健吾，希望尽快将岸英三兄弟转入“大同幼稚园”寄养。
根据史料记载，只有3岁的毛岸龙因为年幼体弱，加之突然失去母亲，又随大人长途奔波，到上海时就已经开始生病，入园不久又因患急性痢疾几天拉稀与高烧不退，被送往上海广慈医院，抢救无效夭亡在医院里。
也是这个小弟弟的病逝对毛岸青刺激很大，他原本从小就比较敏感，父亲离开，母亲被杀，接着离开家和熟悉的外婆，在这陌生的幼稚园里又遭遇弟弟病亡，这一连串的打击对只有7岁的孩子来说，每一下都砸在他脆弱的神经上。弟弟死后，他更加郁郁寡欢，除了哥哥毛岸英，他不和其他孩子玩耍，不和大人交谈。
送毛泽东的孩子到上海大同幼稚园原本是一个安全的措施，可是幸存的兄弟俩在“大同幼稚园”只过了一年的好日子。到了1932年秋天，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地下党已无法藏身，更别说开展工作了。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除少数隐蔽深的同志外，其余人都撤离到江西瑞金苏区，这其中也包括毛泽民夫妇。
撤离命令下达得十分紧急，毛泽民夫妇来不及再去幼稚园看望两兄弟便匆匆离开了上海。毛泽民走后不久，大同幼稚园内的一个保育员一天早晨出门后再没回来，这对地下工作者来说是个危险的信号。她一旦被捕供出大同幼稚园的内幕，这些孩子毫无疑问会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为了保护孩子们，园长董健吾当机立断解散幼稚园，疏散全部小孩。
而毛岸英两兄弟是这些孩子中最需要重点保护的，董健吾决定将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居住。但搞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任何住所都不能住的时间太长。董健吾唯恐特务知道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便用不断转换住所的方式让他们在上海隐蔽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两兄弟的生活还有组织上的接济，后来随着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的破坏，隐蔽很深的那些同志相互之间都失去了联系，两兄弟的生活也成了问题。
10岁的毛岸英和9岁的弟弟开始自食其力，每转换到一个家庭里，他们就尽全力帮助这个家庭做事，他们卖过报纸，捡过破烂，到饭店里洗过碗，甚至帮大人推过人力车。最难的时候，他们曾经到街上讨过饭，正如毛岸英长大后说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除了没有偷盗、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
就这样，毛岸英两兄弟在上海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总算幸存了下来。
1936年夏天，两兄弟的生活终于出现了转机。
这个转机与他们的父亲率领中央红军转败为胜有关，也与当时国内要求国民党结束内战、共同抗日有关。董健吾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在前往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途中遇见了张学良将军，他们之间以前因为收藏古董兴趣相投，相互比较熟悉。
当张学良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时，董健吾便直言相告家中抚养了共产党的两个孩子，希望张学良提供方便，让他把这两个孩子送到国外上学，既能让孩子学到知识也能脱离险境，也不负好友之托。
张学良一口答应，并愿意出十万法郎供革命子弟到国外念书。
不久，张学良派他的部下以商人的身份带着毛岸英、毛岸青还有董健吾的二儿子董寿琪，由上海途经香港，乘轮船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达法国巴黎，然后再由法国申请去莫斯科的护照。
结果，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方面只同意毛岸英兄弟俩入境，董健吾的儿子未获准而返回国内。
两弟兄在法国等待了半年之久，终于见到了从莫斯科赶来的师哲（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副院长）与康生（共产国际代表）两人，他们都是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机构里工作，受共产国际指派，专程前往法国马赛港将兄弟俩接到苏联莫斯科，送进国际儿童院上学。
毛岸英兄弟总算结束了整整八年的动荡生活，回到真正意义的“家”里。
毛岸英兄弟进入国际儿童院不久，毛泽东就得知了消息，他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毛泽东第一次看见毛岸英的照片是在1938年。从1927年8月父子分别，十年后才在照片上又相见。
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手捧着儿子从苏联捎回的照片久久不愿放下，他热泪盈眶，一边看一边感慨地说：“岸英和岸青他们从小吃百家饭、走万里路长大的。”
不久，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断了手臂，可是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接骨没有成功，导致周恩来的右臂出现残疾，为让周恩来得到更好的治疗，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进一步治疗，或许能将残疾的程度降低。毛泽东也借此机会给他心爱的儿子写了十年来的第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你们的照片十分的喜欢，现因有便，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是苏联派飞机来接的，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延安等地，延安城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中央机关都转移到延安的山区里办公。苏联能来一架飞机十分罕见，对于在延安与父母团聚的一些孩子来说这也是将他们送出国的一次机会。所以中央决定送刘少奇的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和高岗的长子高老虎，乘这架飞机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飞机由延安起飞了，毛泽东开始了他新一轮的期盼，他盼望着儿子能给他来信。
摘自《牺牲：毛泽东和失去的亲人们》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