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1908—2007)是资深的革命元老,德高望重,深受党内外景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与邓小平一起度过了极为艰苦、极其光荣的战争岁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他长期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受益良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他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旗帜下,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决策工作,同邓小平结下了深厚情谊。
说起邓小平,薄一波充满了敬重之情。
对于邓小平,薄一波心仪久矣,然而,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才第一次见面。那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来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薄一波常去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牺盟会、决死队的工作,而这两个领导机关当时都随一二九师行动,因此也少不了就教于邓小平。
“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从此,薄一波直接受刘伯承与邓小平的领导,因而有更多的接触,也有更深的了解。
1940年4月,由邓小平主持,在山西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通称黎城会议)。薄一波作为太岳区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并将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是七委员之一。
1940年8月,薄一波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决死一纵队的二十五、三十八两个团,在一二九师直接指挥下,作为主力部队之一,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同日军精锐部队作战70余次,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还两次成功地掩护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当然,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薄一波认为:尽管人员大大减少,但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极大提高。经过百团大战的锻炼,决死队终于“过关”了,开始像八路军老部队一样能打硬仗、恶仗了。在百团大战的总结中,邓小平特别表扬了决死一纵队,指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作战、政治工作、平时训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表现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队一样,能够使指导机关放手使用,完成领导给的任务。”
1942年3月,邓小平到太岳区视察工作,详细了解了
阎锡山的61军勾结日军,制造磨擦的情况,毅然决定发起浮翼战役。战役由邓小平指挥,薄一波和陈赓协助。这次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的反动气焰,制止了他们投降日军的行动。后来在61军的要求下,进行了谈判,订立了现地作战协定。谅解达成后,双方保持了合作关系。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薄一波感受很深,他说: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1941年和1942年,对于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来说,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两年。这两年间残酷的战争和非同寻常的艰苦,邓小平记忆犹新;薄一波记忆犹新。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会议。薄一波又一次见到邓小平。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关于这个报告,薄一波指出:“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总结,我们对建设根据地与对敌斗争的关系,建设根据地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战与建国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据地建设中武装、政权、群众、党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自觉的理解。”
温村会议是一次用整风精神总结晋冀鲁豫根据地历史经验的会议,又是一次全区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会议,会议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1943年秋,薄一波等一批重要领导干部前往延安,参加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留在太行山,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区的全面工作。
1945年6月中旬,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命他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这时,薄一波才再次见到自己的老首长。
1978年底,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1979年1月,薄一波从12年的冤案中走出来,是邓小平首先同他谈话,征求其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要求薄当机械工业的“
秦始皇”,期望他在改革上作出成绩来。
薄一波没有辜负
邓小平的期望,走马上任,立即投入对国民经济的调整。由于十多年没有工作,为了尽快摸清情况,已经年逾古稀的薄一波几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到各地调查,走山西过内蒙、下湖北去苏杭,从内地到沿海,深入厂矿,深入基层,不顾疲劳地考察座谈,听取各种反映和意见。根据了解的情况,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正确分析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提出调整改革的意见。随后写出了《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回顾》一文,并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以后又在中央党校、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教育,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和调整工作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回顾与邓小平的交往,薄一波心潮澎湃,他说:小平同志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后,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有些重大问题,他委托我去研究和解决。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举,他自己担任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十年中顾委,我一直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而小平同志一直是中顾委的灵魂。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长期奋斗中,我们相交甚笃,相知甚深。小平同志给我的教诲,终生难忘。
薄一波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专心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在我们党内,这是开风气的工作,已经出版的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册,《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与《领袖元帅与战友》。这些专著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1997年2月,惊悉邓小平逝世,薄一波十分悲痛,
挥笔写下“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挽联,表达对这位20世纪的中国伟人的崇高敬意。他这样解释:“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这应该说是带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如果说,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么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没有回答的世界性难题,也是非常之业。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难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还不是建“非常之业”、成“非常之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