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简介 陆定一儿子讲述家族故事
浅草 2016-03-15
陆定一夫妇
逻辑清晰,率性敢言的陆德教授,坐在自家花草繁茂的小院里接受我们的访问,感受着周围草木生长的欣欣向荣,我们的话题却回到了历史的往事和他已逝的父亲——陆定一。回首就是百年。
为了理想而革命
陆定一,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陆德回忆说父亲参加革命很早,但他参加革命的原因却和别人不一样。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是因为吃不上饭,家庭贫困而起身反抗,参加革命。而陆定一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
1925年秋,陆定一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世纪20年代末,曾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少共国际代表,是党的第一代革命家,也是共青团第一代领导人。陆德的外公严朴也是中共第一代的早期革命家,他1925年参加革命,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农民革命领袖。严朴家是无锡有名的大财主,但早在1920年左右就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了农民,之后又变卖了家产,投身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曾在瑞金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陈云曾称赞他是“三公子毁家闹革命”。陆德的母亲严慰冰,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女也弃富家千金的身份,追随丈夫和父亲,为同一个理想革命而无怨无悔。
早期红军条件恶劣,但陆定一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便是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的过程中(陆定一被“王明路线”打击,长征中丢官罢职,只是一名普通战士宣传员),在他的文笔下依然产生的是像《老山界》那样的革命英雄情怀。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 高山的陡立,夜行军的气势??一篇写景写情,险中有美的散文《老山界》,正是文由心生的写照。这篇文章后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几十年来感染了整整一代人,也让后辈深深记住了“陆定一”这个名字。据老红军赵发生在《人民日报》中报导,“万里长征”这一“政治术语”也是由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在长征中还与作曲家贾拓夫等人创作了《会师歌》、《打骑兵歌》、《长征歌》,其中《会师歌》是建国十周年大型歌舞剧《东方红》中的主题歌之一。这些革命歌曲都被后世流传。
“德”的渊源
1942年,延安边区最困难的时期,陆德降生了。因为是早产儿,陆德刚出生时的体重仅仅有4.5磅,严慰冰没有一滴奶水,小陆德的体重很快又掉到3.6镑,命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延安只有一头奶牛,每天警卫员过河去取奶,所有中央领导同志,一家只能分到一瓶奶。朱老总得知陆德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陆家。因为延安的医院条件差,没有婴儿暖房,朱老总同时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来给陆德用。后来李井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陆德抱去,给他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给陆德喂奶的,还有一位“廖妈妈”。可以说,陆德是用“革命的奶水”哺育成活的。
“对于这些无私帮助,我父亲很感动,为此给我取名为陆德德,一为纪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以德报德”。直到1961年,陆德准备参军上大学,他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才提出改名字。一次观看文艺演出的中场休息时,陆定一向郭沫若提起:“我孩子马上就入大学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适,请您给他改一改。”郭老就问一旁的陆德叫什么名字,陆德回答:“叫德德”。郭老晃着头想了想说:“就改叫陆德吧,少了一个字,但是意思没有变,多快好省!”
但这个寄寓了美好的希望,意义丰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成了陆定一反党的“罪状”之一。有人诬陷“陆定一给孩子起的名字‘德德’,一个是朱德的德,一个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的,说明陆定一很早就有反党之心。”对此,陆定一反驳说:“这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第一,众所周知,陆德的‘德’是为朱老总起的。第二,即使是为了纪念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是解放区的副总司令,后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彭德怀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毛主席当时不也亲笔题词‘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嘛!‘陆德德’这个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们不能把庐山会议以后才发生的情况来定罪之前的事。”
陆德认为自己的父亲陆定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就是对“德”的清守和对“德”的忠贞回报。“陆德”这个名字,也反映出父亲对陆家延续“德”的期望。
尊重事实提倡多元
陆定一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深厚,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陆定一直接翻译的。陆德回忆说:“父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他的文章从来不让秘书来代笔,几十年来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笔耕勤奋而且谦虚好学。对不熟悉的领域和不懂的问题,都会虚心请教,查典据籍并还邀请专家讲解,学术上非常严谨。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他对原子物理不懂,就专门请何祚庥来给他讲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柯祚庥曾感叹:‘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如此学习的没见过’。如此好学不倦,使陆定一写的文章和别人不同,提的方针政策务实而具有针对性。
陆定一是中国“新闻定义”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陆定一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就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短短的13个字,是各种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条,但却涵盖了新闻的所有特质。他明确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强调新闻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东西”。他始终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和及时准确性,反对那种以“政治性”为借口,以“政治”为理由而强奸客观篡改事实的做法,认为这就失去了新闻的真谛。
著名的“双百方针”也是由陆定一提出的。陆定一在1956年4月2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的主张,被毛泽东在28日的总结发言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则是由陈伯达建议的。1956年5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党发展科学艺术文化的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陆定一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党的“教育方针”也是陆定一提出的。
“他这一辈子,主要是管文教卫体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这个范围内中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那种大政治环境中提出‘双百’方针,提出允许不同学术派别自由辩论,不要乱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压一派,‘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要把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父亲提出这些主张是十分不易的。父亲在晚年时曾对我讲‘总希望在文化、学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这是他一生中的理想追求。”
陆德说:“从建国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革以前所提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口号都已不再提了,唯有‘双百方针’仍作为‘政治开放’后的一项重要政策,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被延续下来。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向政治民主化进程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可以告慰父亲的。”
狂涛激流中的坚定
“我父亲的个人遭遇和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命运起伏是相应的。尤其是解放后,知识分子政策被扭曲的时候,我父亲也被揪出来批斗并入狱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被树立,也是陆定一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之时。”
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严慰冰反对叶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狱。当时陆定一正在外地视察,他是回到北京在机场才被通知妻子被抓,全家已搬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陆德等孩子们随父亲搬去安儿胡同一个有两进院的房子。陆家人住里院,外院是警卫班,其实也是对陆家的监禁。但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子也没过多久。“一天,中央文革来人了,把我们孩子们叫到外院谈话。没多久就听着里院很乱,肯定是出事了。当我们冲出来的时候,父亲的影子都没了。后来才知道他被抓进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一个6平方米的单人囚室,里面没有床,只有地铺,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时间,1968年;1-- 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
整整13年,陆定一被隔离关押,子女不能见他。究其原因,是因为陆定一坚持不认“罪”,而且不揭发其他“党羽”。一位参加“公审四人帮”陪审团的领导同志后来和陆德谈起陆定一的狱中情景时,非常感慨地说:“我看过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审讯材料,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他是我知道的在中央委员中唯一没有揭发过他人的老同志。”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陆家两代人。陆定一被抓后不久,江青又点了四个孩子的名:陆德,陈小鲁(陈毅之子),粟函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要他们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审查。这四个孩子中,陆德是唯一从清华大学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他在监狱待了6年。“在监狱中他们要我揭发我父亲,按着他们的调子说。不然就不给饭吃,还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黑屋子里,几个人轮番踢打。在‘学习班’中挨批斗殴打,最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至今在陆德右胸,还可以摸到那段肋骨断裂的结节,他笑说现在已经感觉不到疼了。但是这段伤我想却印进了他的整个人生。
陆德讲:“当时为了整掉父亲。‘中央专案组’采用的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不管有无问题,陆定一的主要亲属都抓起来,被关押多达63人一年。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说假话的证人被‘专案组’打死,一位副部长自杀。我妈妈被戴‘背铐’就5年多,两手铐在背后不让摘,吃饭都是跪在地上舔食。但这都不能摧毁他们的意志。”
陆德的弟弟妹妹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牵连,但是日子也过得很苦。“我住监狱的时候,弟弟妹妹也被赶出去家门,我妹妹终日要低头沉默,弟弟在清华武斗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要去火车站长凳上过夜。一个月他们只能领到18元,每天6毛钱,只够大学里的饭费。但是就这样,得知我在狱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监时还会给我带两斤红糖,出狱后我才知道,这是用他每天省一顿饭的钱买的……”
父亲的言传身教
文革期间,陆定一被定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一员。陆德说“我父亲是一个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从不去拉帮结派。但他也是个十分有情有义的人。廖承志曾被捆着长征,当他到达延安想照张像给妈妈何香凝报个平安时,连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父亲那时脱下自己的衣服借给了廖承志。今天还能在军事革命博物馆里看到那张廖承志的长征照片,他当时穿的就是我父亲的衣服。而当父亲进监狱的时候,‘中央专案组’为了发现所谓的“罪证”,不仅家里被掘地三尺,就连他身上的笔、表都被拆卸了。父亲出狱后,廖承志去医院看望他,看到父亲手臂上连个手表都没有,便脱下了自己的手表戴在父亲的腕上。直到1996年去世,我父亲戴的一直就是廖公的那块手表。”
因为工作忙,陆定一和孩子们的直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陆定一的上班时间和毛泽东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当时他担任中宣部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陆定一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他这一辈子,平常很少找我们谈话。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我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60年代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而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弟弟应该比我在学术上走得更远,他在中学就连续获得5枚‘学习优秀奖章’。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企图走仕途的。”
陆德和妹妹陆瑞君,弟弟陆健健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他们却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
“父亲去世后,他的悼念活动按规格是500人的悼念规格。但要求前来悼念的人很多,迫使讣告最后连续加印六次,后来是中央办公厅不同意再给加印了,最后约4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这是政治局常委悼念的规格。父亲去世前并不身处非常显赫的地位,没想到影响那么大。那一次让我们全家人颇受感动。”
回忆起那次追悼活动,陆德讲说:“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在‘七大’的30几位中央委员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他提出得‘新闻定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反映了新闻,文化艺书和科学发展的真实规律和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品德和‘骨质’(敢于直言,刚正不阿,坚持真理)。这些主张,是有些同志提都不敢提的;父亲一生经历坎坷,三次被打倒,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而父亲的命运变化,又是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变化紧密相连的,是两条完全相同变化的‘平行’曲线。正因为这样,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敬仰尊重他,把父亲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挚友来怀念他。他们希望能有这样一位领导人来为知识分子讲话。”
陆定一为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事实的坚持,与家人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跋涉和生活磨砺。陆德回想起父亲的点点滴滴,不避谈矛盾,但也没有沉浸于对苦难的申述,他的表情和语气里有一种超然的平静,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敬仰。陆定一临终时遗嘱上说:‘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愧无怨’。”
不为仕途奔波的陆德,秉承父亲的期望,把时间更多地用于研究自己的专业。在陆德心中,如何把承自父亲的坚定求实的精神传递下去,是他作为陆定一长子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