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古龙的区别？金庸想当外交官被拒
山南慕北 2016-02-04
金庸
金庸与古龙的区别
通常来说，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多是古龙的拥护者，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古龙比金庸要差一些，古龙的拥护者觉得不服气，才要分析讨论一番。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四件事情，即使这四件事情和古金的比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之所以说古金而不说通用的金古，是为了公平起见，因为按照拼音顺序、笔划顺序“古”都在“金”的前面。
第一件事情是，在古龙最鼎盛的时期，七十年代初期，金庸封笔，古龙以“接班人”的身份出任金庸之后的《明报》武侠撰稿人，此时，他心中对金庸是很崇拜的，并没有以为自己在武侠作品上达到了金庸的地步。
那是1972年，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在《明报》的连载即将结束，就写信给古龙，希望他能给《明报》写武侠小说连载，使之不至于出现空白。根据古龙的朋友于东楼对武侠作品评论家陈墨所说，古龙接信时他正好在场。那时古龙名头正盛，来函很多，也细看不过来，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将信拆开，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从香港来信给他。结果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看了之后，难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
这段叙述十分有趣，出自于东楼之手，应该可信，之后古龙即开始为明报撰写《陆小凤系列》这个作品，作品很成功，也很精彩，尤其是前面的三部。即使是古龙的坚定拥护者也大都承认，古龙在写作《陆小凤系列》之前，已经进入了创作上最辉煌的时期。这实际上意味着，按照古龙自己的观点，金庸是前辈，他自己与前辈还有某种差距。同时，金庸对于古龙，也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认可。
以上陈述，还要结合另外一个事实来考虑，古龙是一个专业的武侠小说作家，他是靠写武侠谋生吃饭的，而武侠创作，对金庸来说，还只是一个副业性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看到的金庸的作品，是经过了十分精细的修改和琢磨的，而古龙的作品大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创作完成的，从来没有修改过。金庸作品整体的精致性，人物的完整性使得其作品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完整的体验。而从作品的整体来，古龙作品在创作水平上起伏很大，即使是一部作品里，不同的部分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字、情节、人物上有比较大的修改空间。这也就使得古龙作品里一些很精彩的作品和部分受到了影响，形成的是一种残缺的美，不能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对于古龙的作品，假如进行较大的修订话，而这种修改不会伤害作品的本质，是能够使作品在文学界获得较大的重视的。毕竟，古龙对于现代创作技法的应用，比起金庸是要多一些的。然而，这样的修订，只能是一种假设了，在很多方面来看，包括创作上，古龙是独一无二的，找不到人给他修订作品了。
第三件事情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古龙的名气之高，并非完全是他作品本身的影响，而是受到武侠电影的巨大推动，正如现在金庸的盛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武侠连续剧的推动。这实际上也是由于他们作品的自身区别所决定的。
古龙的作品，人物的现代意识较强，个性突出，故事情节比较紧凑，节奏明快而有悬念，篇幅不长而有系列性，很容易改编成电影。古龙自己也做过编导等职务，代表作之一的《萧十一郎》甚至是先有剧本，后才改编的小说，他的其它作品，也有一些借鉴西方电影的表现手法的。而金庸的作品，比较强调文化背景，人物有比较厚重的继承感，情节跨越的年代较长，用电影作品难以表现出特色来，却更适合用连续剧的方式来再现。
第四件事情是，古金的作品在气质上有着绝大的差别。应该说，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都是传统气质的，这根本不同于黄易的作品，但彼此之间的差别却很大。
金庸的创作，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是从杨过到令狐冲再到韦小宝式的叛逆，也是属于传统理念的内在斗争。在气质上，金庸作品具有中国国花牡丹那种气质，这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相一致，对金庸作品的阅读，几乎不需要中国人对近似于自发的观念做任何修正，因此老少皆宜，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
而古龙则完全相反，他实在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借鉴现代文学的手段，但他的作品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表现出西方文化的理念来，近乎绝对的男尊女卑观念就是良好的证明。因此，他实际上是两面不讨好的。古龙写出了人性的光辉的一面，也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写人性的伟大，也写人性的悲哀，总之，往往通过一种叛逆的冲突来形成作品的张力和节奏感。因此，古龙笔下的美，是残缺的，是短暂的，这在气质上有些相似于日本的樱花，古龙自身的创作也是受到日本作家，如吉川英治和柴田炼三郎等人的影响。相应的，古龙作品的读者，就分布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层面，他们身上，也常常能看到那种叛逆式的气质。
如果搞清楚了以上四件事情，读者就会发现，要对古金作出所有人都以为公正的比较，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比较公平的结论是，按照一般武侠读者的视角，在大部分方面来看，金庸占有优势，但是从创组自身来看，古龙对于后世创作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如果用古龙笔下的人物来做一个比较，那么金庸好比沈浪，古龙则是李寻欢；如果借用金庸笔下的人物呢，金庸是郭靖，古龙就是杨过。金庸那种侠者气质更让人敬仰追忆，而古龙的悲剧气氛则给人更大的震撼。
金庸想当外交官被拒
1948年，金庸从东吴大学法学院草草毕业。时局混乱，民心动荡，金庸为前途忧虑，当律师不可能，找工作更是困难重重。恰在此时，上海《大公报》要招聘两名国际电讯翻译。报名人数逾3000，反复考试筛选后，金庸幸运考上。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被派往香港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海外华人。香港的一些爱国青年纷纷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金庸也不例外。金庸爱憎分明，政治倾向非常明确，反对国民党，向往共产党，认同祖国大陆。 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就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派驻外交使节已成当务之急，但外交人才奇缺。直到1950年七八月间，新中国首批7位大使才陆续抵达驻在国。公使、参赞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位置还有很多是空缺的，急需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熟悉外事、了解国际问题的人员。
金庸很想当一名外交官，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智慧，并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一、金庸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亲戚关系，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蒋百里的女儿，金庸的表姐；二、金庸在《大公报》工作，与乔冠华有情谊较深的私交，解放初，乔冠华担任政务院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秘书；三、金庸的朋友梅汝璈在外交部任职，系国际法权威，很得周恩来赏识。金庸发表过一些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很受梅汝璈的赏识，梅邀请金庸出任助手。 金庸不顾新婚妻子的再三挽留，雄赳赳气昂昂地赶赴北京。一到北京，他就踌躇满志地跨进新华门外交部。乔冠华对金庸说，新中国需要一批像他这样的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加入到外交队伍中来。金庸听了，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乔冠华的关系，金庸见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的几个月里，金庸的心情真是愉快极了。
不幸的是，后来乔冠华非常遗憾地告诉金庸，其一、由于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属于剥削阶级，必须受训写出深刻的自传交代；其二、他不是共产党员，必须先到人民大学学习或到其他单位工作，入党之后才能进外交部工作。金庸深知，入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得考验个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时光不等人啊。他思虑再三，叹息客观情况如此不适合，只得放弃当外交官的念头，黯然神伤地离开北京，重返香港《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