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毛泽东的分歧 任弼时等人为列宁守灵
山南慕北 2016-02-02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任弼时与毛泽东之间也有矛盾，具体情况如何呢？
任弼时与毛泽东的分歧
据任弼时子女回忆：
父亲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位倒下去的创业者。我亲见毛泽东满目戚容扶柩送父亲西行。
他们曾是“校友”，但他们更是政治上的同志。在几十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过程中，他们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他们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更多的是统一认识后的相互全力支持。
父亲认识毛泽东很早很早。1915年秋，11岁的父亲走出塾塘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高小部。此时，长父亲11岁的毛泽东已是师范部本科第八班学生，并且自11月开始即当选为校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开始了他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一师的学友会很活跃，在“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的宗旨下，组织同学参加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高小部与师范部仅一墙之隔，这时也组织了学艺会，父亲则成为谈话、竞球、竞走、音乐四种组织的活跃成员。1918年夏，两人毕业了同时走出一师校门，不同的是父亲进入了明德中学，毛泽东则结束了学生生活。
1920年夏，就读长郡中学的父亲加入了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包道平等为筹备员正在筹备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旋即在该会推荐下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
此去六七年，重逢之时，两人均已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两人同时出席了中共“五大”，父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两人又同时出席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父亲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父亲除了仍负责团中央工作外，逐渐转向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自此踏上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
1927年9月，毛泽东开始组织、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种种不可行性造成队伍受挫。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冒险夺取长沙的计划，并致信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得到认同。为此，激怒了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指责“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持同一认识，决定特派父亲“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和查明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况，报告中央处理。
父亲到湖南后，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了解情况，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今后工作计划，改组了省委，果断地停止了9月19日长沙暴动计划。并向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尽管报告很难免不带有当时全党出现的急躁情绪，但就整个报告而言，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秋收起义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在客观上拥护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父亲在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部队撤向农村是对的，但，也决没有批评之意。暗中却是在为其辩护。对放弃长沙暴动计划，父亲未置可否，而是提出要“从长解决”，不要急于处理。对于起义部队的去向，则提出“湘东工农军如在浏、平能保存实力则须留在该处”。言外之意更明显，倘若起义队伍在“浏、平”不能保存实力，当然要撤向他处了。
父亲就是这样“全权代表中央”处理了湖南暴动问题。大约是如此处理不甚合中央意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调父亲回中央。
父亲调回中央工作后，非常尊重毛泽东，工作中密切配合，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当然，偶尔也发生过争论。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调集了34个旅，计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逼近。战火烧到了延安大门口。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凭借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基础，打一场人民战争；采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伺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继而，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率党中央和前委及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率工委，移至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后委即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人，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
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父亲任支队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
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一方面他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这个大战场，同时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但关系重大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等几十万气焰嚣张的国民党正规军周旋，确保党中央和毛泽东万无一失。
1947年6月7日，险情发生。国民党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只有几里路。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军出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时下，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陇东地区，距王家湾几百里之遥。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4个连，加上后勤服务人员算在一起，也不过300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仅200余人。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向何处去？
父亲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转移，如有情况可向东走。因为此时西有敌马鸿逵部、南有敌刘戡、董钊部，东又濒临黄河。父亲认为只有北面路宽、活动余地大，必要时可以过黄河。这样才可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北、向东，更不同意有情况就过黄河。于是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毛泽东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父亲担心“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也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无保障。”毛泽东则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快不了，向北到高阳岔，则是一条大道，敌人若追来，速度会很快。
父亲考虑必要时过黄河，因他把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视为全党赋予他的重任。朱德总司令东渡黄河前曾再三叮咛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中央留在陕北，父亲当然完全同意，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中央支队的司令员，父亲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为此，父亲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使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与洞察能力，并且，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满脑子都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对父亲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
父亲对毛泽东的智慧是信服的，在中央苏区时就认为他有才干。经过争论，认识统一了，父亲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尔后的事实，恰恰被毛泽东言中了。
后来形势稍现稳定，他们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父亲，并撤去他中央支队司令员的职务。这倒不是因为行军方向意见相反的争执，而是因为父亲情急之中，决定行军方向，事前没有和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就下达了命令，违反了党内纪律。
一向光明磊落，极重视党性修养的父亲，坦诚地接受了一切，积极协助接替他的周恩来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未因此而影响对父亲的信任，不但仍委以重任，并且对父亲的意见仍然十分重视。
土地改革是当时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的重要问题。
这年11月，他们转移至米脂县杨家沟后，父亲血压高病情加剧，不得不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行前，毛泽东和父亲就土改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门探讨，委托他研究各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老区及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和划分阶级等问题。
父亲肩此重任，无心养病。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抱病在米脂县杨家沟附近的30几个村子进行广泛的调查，访问农民，询问其生产、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父亲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争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农民进行的土改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父亲对全国土改情况比较清楚了。12月，出席了毛泽东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土改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各阶级应采取的政策，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会后，父亲返回钱家河，利用病休时间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
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父亲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上进行了演讲。
毛泽东对这篇讲话十分重视，做了精心修改，并决定此文作为进行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下发，代替中央的“一月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草案)。
此后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些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中，多次肯定父亲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印发1933年两个文件的指示》中说：兹将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印成小册子，并加入弼时同志的报告为附件。然后将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做正式文件，遵照实施。“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以弼时同志1948年1月12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为准。”
转瞬，到了1949年，新年伊始，北平解放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但年仅45岁的父亲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却更加严重了。血压220，心律不齐，心跳常达110次／分钟。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父亲休息养病。
毛泽东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在指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特派专人给在玉泉山静养的父亲送来一缸金鱼，并附函：
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父亲去苏联治疗一事。父亲赴苏前，毛泽东特专程来我们景山东街的家中送行，再三叮嘱父亲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底，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父亲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到医院检查身体，并看望了父亲和其他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1950年年初，当父亲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赫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一次专程去看望了父亲。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父亲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老战友换换口味，特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父亲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父亲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饭桌上，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
毛泽东很赞赏父亲的远见卓识。他不无风趣地认同：“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吃黄油面包，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1950年5月底，父亲从苏联返回北京。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泽东同中央商议，同意父亲每天工作4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父亲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8小时以上。过度劳累使他猝然倒下，永远倒下了。
毛泽东十分悲痛。父亲逝世的第二天，中央即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9时，毛泽东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并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
任弼时等人为列宁守灵
1924年1月21日，列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据史料记载，至少有5位中国人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为列宁守灵，他们是张太雷、任弼时、肖劲光、萧三和李富清。他们和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蔡特金、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胡志明、福斯特、片山潜、皮克等一起，和90多万苏联各界群众一起，为伟大导师送上最后一程。张太雷还用毛笔书写了中文悼词《列宁与中国青年》，撰写了《列宁的死》一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列宁的葬礼，批驳了反动派所谓列宁逝世将使苏联崩溃的谎言，指出苏联党和人民正在继续列宁的事业。这两篇文章以后都收入了《张太雷文集》。任弼时亲手绘制了列宁的遗像，悬挂在东方大学中国班里。时隔60多年后，八旬高龄的肖劲光仍对1924年1月的悲痛日子记忆犹新。他说：
第二次见到列宁是在他去世的日子，1924年1月21日，这个噩耗传开后，苏俄的工人、农民、士兵真是悲痛欲绝。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工会大厦向停放在那里的列宁遗体告别，很多从千里之外赶来的人，在广场、街道燃起篝火，一夜一夜地等候。在长长的吊唁队伍中，人们的帽子、眉毛、胡子都结满了厚厚的冰霜。
就在这时，校方通知，让我们中国班选出几个人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参加治丧守灵活动，支部最后决定让我、弼时等同志前往。我们走进工会大厦，只听到周围一片哭声，真是声震屋宇。我站在列宁遗体旁，看见他脸上带着深深的病容，瘦削的面孔显得额头更突出了。瘦骨嶙峋的身体虽然穿着整齐的衣服，仍然隐隐可见。想到他的伟大功绩和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关心，我再也止不住泪水。在短短的十来分钟的守灵中，我一直默默重复着孙中山先生唁电中的一句话：“他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将继续珍视他那种造成最高的政治家和有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
列宁逝世半年后，1924年6月18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李大钊和其他与会代表一起，在莫斯科红场晋谒了列宁墓。李大钊由此成为晋谒列宁墓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
在漫长的岁月里，见过列宁的中国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富清于1932年随退入苏联的东北义勇军队伍返回新疆，受尽盛世才的迫害，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57年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红旗飘飘》第4辑记载了他的事迹，20世纪70年代逝世于新疆。今天，在新疆呼图壁市为他修建了塑像，基座上镌刻着“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新中国成立后，任辅臣夫人张含光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刘泽荣在1949年新疆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条约司顾问，1970年病逝。瞿秋白、张太雷、邓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萧三成为杰出的革命文学家、国际和平战士和政治活动家。陈独秀、张国焘、刘仁静、彭述之、江亢虎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走向反面，被历史淘汰。尽管如此，列宁与中国人的交往，作为列宁生平中的重要篇章，作为列宁关怀被压迫民族解放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有力见证。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