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曾被迫向军阀要钱 廖仲恺遇刺国民党高层为何纷争？
山南慕北 2016-02-02
廖仲恺与孙中山
廖仲恺曾被迫向军阀要钱
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称“黄埔军校”)于1924年1月在广州筹建，1928年5月在南京“校务重建”，在这段时间，于潮州、武汉等地办了分校，但校本部始终在广州。在对黄埔军校的研究中，该校草创阶段，即从1924年1月至1925年7月，经费问题的研究极为缺乏。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料缺失造成的——关于广州时期黄埔军校开支的资料已散失，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经费问题，自然也不可能据其明细表详加梳理。李吉奎说，这一时期军校的经费来源极端困难，有的时候师生甚至今天晚上吃了饭，还不知道明天早上的饭钱从哪来。
早在军校尚未创建之前，在广州第三次开府的孙中山其实已经陷入财政的窘境之中。李吉奎在《黄埔军校草创时期经费问题研究》中剖析了原因：“1923年1月16日，接受孙中山任命的西路讨贼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克复广州，陈炯明退回惠州。杨刘等电请孙返粤主持，于是有第三次开府广州之举。孙中山于2月21日在东郊农林试验场设大本营(后迁士敏土厂)，就大元帅职，统制陈炯明部以外粤军及入粤各军。其时滇桂杨刘军驻广州市区，粤军梁鸿楷、李济深等部驻西江五邑，桂军沈鸿英驻北江，后粤军许崇智部由闽返粤，李福林驻河南，湘军谭延闿、程潜先后入粤，滇军朱培德、豫军樊钟秀等亦来附。当时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开烟开赌，坐地设卡，征税筹饷，甚至私铸毫银。客军占有财源者，仍不断向孙中山索取粮饷。南路则由邓本殷、申保藩分据高雷琼崖，潮梅、惠州则由陈炯明部林虎、洪兆麟及叶举占领。统帅部毫无实力，号令不出府门，陈炯明部不时窥伺广州，沈鸿英时服时叛。广东财政金融之紊乱，不知纪极。”
为了统一财政，大元帅府于1924年1月4日设立财政委员会，以统筹整理财政，但效果不佳，客军的首领们毫不理会。对此孙中山既愤怒又无可奈何。广东当局的财政状况无法改善，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也就筹措艰难，导致军校难以顺利开创。
根据蒋介石年谱的记载，黄埔军校的第一笔经费是由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批出的，由财政厅一次性提供18.66万元做开办费，同时财政厅5000元，广州市公安局15000元，广州市政府5000元，筹饷局5000元，这是常费，但到底是年费还是月费，没有明文记载。李吉奎指出，蒋介石担任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对经济问题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于2月21日一走了之，返回宁波奉化老家久居不归。孙中山为使筹备工作不致瘫痪，于23日急派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长。所以等到4月蒋介石回来后，廖仲恺已把黄埔军校事实上办起来了。6月16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开学。
由于政府财源严重不足，廖仲恺常常不得不向客军军头要钱。
何香凝曾回忆：“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辛苦筹来的。”
张治中也说：“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这一批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这一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他不得不为我们牺牲身份，并且也靠在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的用途，始终不敢提是为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
正是由于廖仲恺的努力，黄埔学生“才不至于断炊”。廖仲恺死了之后，黄埔军校送他一个匾叫“党军师褓”，就是因为实际上黄埔军校是廖仲恺办起来的，蒋介石坐享其成。
1924年8月11日，蒋介石呈政治委员会函，即请决定革命军募练计划，其中包括预备步兵三团，炮兵、工兵各一营，每团3569人，以及各种装备，全部每月22万余元，共需约272万余元。虽然每团每年仅需43万余元，但以当时的政府收入而言，实在是“司农仰屋，罗掘俱穷”。1925年6月12日，挟东征之威，政府军一鼓平定杨刘滇桂军，为国民政府成立、实现广东当局财政统一奠定了基础。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廖仲恺任财政部长。到当年12月，全省平定，黄埔军校的经费也就不再有什么问题了。
李吉奎指出，创办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实际上是把经济前途寄托在苏联方面，把军队培养教官的努力也寄托在苏联顾问身上。那么苏联到底为黄埔军校花了多少钱呢?李吉奎就此提供了四种主要的说法：
第一种是根据日本记载的国民党元老张继的说法：孙中山告诉张继，俄国人1924年前后还是每年给广东200万卢布援助，其中70万卢布给黄埔军校，130万卢布给国民党;第二种说法是1923年5月1日当时苏联驻华代表越飞跟他身边的人说的，说他要拿200万卢布给孙中山做一年的费用，分几次给，每一次给孙中山5万卢布;第三种说法来自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向俄国支付了300万卢布，作为日本渔民在日本海俄罗斯一侧打鱼的补偿，这300万卢布后来交给了廖仲恺;第四种说法是鲍罗廷回苏联后跟一个学者所说，称总共给了孙中山300万卢布，大约相当于中国货币270万元。
其中第三种说法的那300万卢布，由日本政府在银行间做了一次转移，这个钱就变成俄国人的钱了，因此并不是俄国国库的开支，钱都没有到莫斯科。但可以发现，这个数目刚好就是后来鲍罗廷所说的俄国人给了黄埔军校300万卢布。
李吉奎指出，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有人指1925年10月，俄国人在中国一共花了2489万元，大部分给了黄埔军校。但李吉奎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因为到1925年5月，也就是第一次东征结束时，黄埔军校只是拿了俄国人83万多卢布，这是有证可查的。5月到10月也就四五个月时间，突然就花了俄国人将近一千万元，并不可信。
此外，根据1923年的一封函件可知，苏联方还表示将提供8000支日本步枪、4门“奥里萨夫”炮和两辆装甲车。中方资料说这是“订购”的，但似未付款。
李吉奎称，对于苏联给了黄埔军校多少钱，他并没有具体结论，但较为倾向于相信鲍罗廷的说法。综合各种资料可以得知，苏联当年援助孙中山的钱，包括给黄埔军校的经费、弹药、顾问的开支，都是有偿的。但这些钱估计后来没有还，因为1927年把苏联顾问赶走之后就不可能谈这个事情，后来中苏复交，目前也没有发现有档案说蒋介石重庆政府曾跟莫斯科就当年借贷的问题进行谈判。
廖仲恺遇刺国民党高层为何纷争
在刺杀廖仲恺案现场，被击伤的凶嫌名叫陈顺，此人为粤军南路司令部军事委员，8月24日在医院不治而亡，但从其身上所获得的线索，则指向广州公安局侦缉梁博、香山县原县长朱卓文等人。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以及许崇智部粤军的很多将领都被牵连进去。
胡汉民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是汪精卫党内最有力的政敌。胡汉民思想右倾，与廖仲恺不睦。鲍罗廷和陈公博事后均曾提到，胡汉民曾被部下问及是否要干掉廖仲恺，他沉默不语。他的堂弟胡毅生此前则有公开的反廖言行。所以廖仲恺遇刺后，虽无证据，但坊间几乎均将杀人幕后指使指向胡汉民兄弟。
在黄埔军校，廖仲恺是党代表，胡汉民则并未担任重要职务，只是阶段性出任过政治教官。但在当时的权力序列中，黄埔军校还没有那么重要，就“后孙中山时代”的权力格局而言，胡汉民比廖仲恺更有接班可能性。
因胡汉民与廖仲恺素有矛盾，故在刺杀案后成立的“廖案特别委员会”中，他被排除在外。该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3人组成，鲍罗廷出任顾问。
廖案发生后，胡毅生外逃，胡汉民被软禁在黄埔军校，而后被强令出洋。但在接下来的国民党二大上，胡汉民又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他的堂弟胡毅生也未出现在“廖案人犯”名单中，汪精卫且有公开为胡汉民辩解的言词。这是汪精卫与蒋介石此时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的政治反对派——西山会议派的缘故。当时，以谢持、邹鲁和林森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反对国民党中央“容共”等政策，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停止职权”，构成国民党内部一大分裂。
廖案引发广东政局变动，在事发后半个月，《申报》公布了一则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的内部谈话，大意是：此次廖氏被刺，纯然为反动分子所为。此种分子，大概由帝国主义走狗、失意政客和无聊军人组成。暗杀廖仲恺不过是第一步计划，第二步计划是强加国民政府以“意图共产”的恶名，煽动军队将其推翻。政府为完成革命的目的，不能不下决心以肃清反革命分子。许崇智和蒋介石还表示，“政府力辟共产谣诼之宣言”已多次见诸报端，无奈反革命分子还“故意制造共产谣言以图倾坠政府”，要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绝非共产主义，国民党亦非共产党，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不是共产政策。
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在大政方针上坚持内外有别原则。虽然对外撇清“共产”关系，但在内部则仍贯彻“联俄容共”主张，与西山会议派等构成紧张态势。
国民党的容共主张，不独引发外界侧目，也在内部导致纷争。
原本被孙中山纳入麾下的滇军将领杨希闵、胡思舜等人，就曾在廖仲恺遇刺前通电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智、德和生计程度尚不足以语此，即便苏俄也幡然变计，力图发展农工实业。他们还援引孙中山的话说，共产不宜于今日中国。
他们在通电中，指控蒋介石、廖仲恺和谭平山等人“利用俄人私相勾结，代彼宣传，冀以少数党人专制革命，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杨希闵表示，为制止这种传播，滇军因此喋血也在所不惜，只要一兵一弹尚存，“必尽力奋斗剪除少数赤化党人，光大我先帅三民主义”。
在发布的三项声明中，杨希闵首先把“服从三民主义，贯彻国民革命精神，拥护真正国民革命政府”放在首位，而后表示，地方行政统由人民及国民党主持，各军不干涉，促成军民财政统一。最后则是，非经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不受任何方面支配并赞助入桂联军速定滇乱，无论是何军队“除赤化者外概与联络”(参见1925年6月8日《申报》)。
从杨希闵的表态看，他已将廖仲恺等人视为“赤化”分子。在进行抨击时，他也表明效忠孙中山之意。这是当时革命阵营内斗时颇为吊诡的现象，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他们均宣称是在服从孙中山的教诲。
其后窜起的西山会议派，也代表了国民党内另一拨欲与共产划清界限的势力。
廖仲恺生前也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据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回忆，在遇刺前一周，廖仲恺来到胡家，对胡汉民说：“你相信我不是共产党吗?外间许多人都以为我是共党分子，汝意云何?”胡汉民回答：“你从事联俄之工作，乃总理所命，乃党之决策而派你执行之，并非汝私意为之。外间虽有所误会，我则绝对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也不会被共产党所收买。”在遇刺前一晚，廖再度前来，只因胡汉民没在家而落空，廖仲恺称第二天再来有急事相告。但次日一早，廖仲恺即被刺死。
胡木兰的回忆，似有为乃父开脱的意味。如果胡汉民当天真的说过“绝对相信”廖仲恺的话，那也更像是言行不一的场面应付而已。在廖仲恺遇刺前一月，孙科、邹鲁、吴铁城、林直勉和胡毅生等人就曾多次在胡汉民家开会，攻击廖仲恺为共党所利用。胡毅生虽似因政治原因而未进“廖案人犯”名单，但与会的林直勉则被列入。
抛开国共两党的内部评价不谈，外界舆论也普遍以内斗自残视廖案。政治立场相对独立的《申报》曾刊发时评《自残之可忧》，内称：自斗之极至于自残，此大可忧者也。广州之枪击廖仲恺案，上海之捣毁总工会案，此即自残之先机也。盖自斗尚为不同地位之人之行动，而自残则且尚出于同一地位者矣。天下有一至显之理，合则力大，分则力小，分之愈多则力愈小，分之后而各以力相消，则不特小也，且可反成负数。此自斗自残之所以大可忧也。
借着廖案的整肃，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失去中枢地位，蒋介石则在鲍罗廷的支持下上位，成为党国无出其右的军事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