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巴金 鲁迅抬棺人除巴金外全被打倒
山南慕北 2016-02-01
巴金夫妇
文革中的巴金
文革期间巴金受到残酷的迫害，萧珊也因为与巴金的关系受到非人的待遇。1972年7月萧珊因患癌症住院，而巴金在干校劳动不被允许探望，于是萧珊只得独自在医院接受治疗，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在萧珊去世的3年之后，巴金才获许把萧珊的骨灰捧回，巴金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一直到2005年，巴金去世。
1955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人。到了1957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到1958年，巴金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此时，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写法，茅盾的《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非正常状态终究莫名其妙得让人压抑，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他在发言中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美联社5月25日发表了巴金的这次讲话，并且评论说，“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美联社甚至还特意说明，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这个报道被毛泽东知道后，怒斥道：“他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张春桥见此，更是借机上蹿下跳，放出狠话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文革十年如一梦
巴金的肺腑发言不但没有为作家争取到自由，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1965年，巴金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回家后，他怎么也无法入睡，当天晚上，他与妻子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向他做了道了歉。
1966年，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不久，他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频，巴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在牛棚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遭受了种种折磨，巴金就认为他所在的牛棚就好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他每天在牛棚里默默地背诵《神曲》里的诗句，把《神曲》的诗句作为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黑暗岁月的精神力量。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这段难忘的经历。
此后3年多的日子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来，和老舍、傅雷等人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轮换之间，巴金经历了一个“炼狱”。1967年，文革已是如火如荼之势，七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
与爱妻萧姗的生死离别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萧珊比巴金小13岁，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萧姗从桂林到了贵阳结婚，其时他开始着手写作中篇名作创作《憩园》，并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精神摧残，加上患直肠癌，于1972年55岁时离世。巴金
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怀念她、追忆她，一直不能释怀失去爱妻的痛苦。他《怀念萧珊》一文中说：“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萧珊之死强烈刺激了巴金，使他深感痛苦。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萧珊之死才让巴金更痛切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进而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加深了对历史的反思。
巴金没有见到萧姗的最后一面，巴金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爱妻病故，巴金同年也获准返回上海。次年，巴金获得四人帮解禁，允许巴金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6年未提笔的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爱妻的死在巴金心上烙下苦印，却让巴金有机会重回中国文坛，结束了文革这段时间以来的困顿。
鲁迅抬棺人除巴金全被打倒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扬根本不能原谅30年代团结在鲁迅身边的这帮年青人。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既没有成为“反革命”，也没有成为“右派”，虽然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受了一些批判，但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待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
巴金 鲁迅精神饱含战斗性和独立性 从鲁迅到巴金，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特定的精神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五四”新文化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鲁迅是原创者，而巴金是继承者。巴金所代表的时代，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知识分子独立战斗、为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主观努力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起源于鲁迅，虽不能说终结在巴金，但是我想，这样一个时代跟今天已经有区别了。 什么叫做鲁迅精神?我认为，鲁迅精神里面饱含了一种战斗性和批判性，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斯巴达精神。“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态度很明确，我必须战斗，哪怕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还是要把“我血”献出来。鲁迅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觉悟的，他希望社会变得更合理更进步，但是社会拒绝他的努力，民众也不理解他，在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耗尽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理想。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对或不对，但鲁迅的这份执着，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阳刚的一面。我们的民族性格被专制社会压抑了两千年，面对再残酷的压迫也会忍气吞声，也会逆来顺受，也会向邪恶一步步退让，甚至健忘。而鲁迅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像鲁迅这种敢爱敢恨，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鲁迅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彻底的，彻底到什么程度?他连自己也批判，主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必须从解剖自己开始，这点很少有人去做。后来发展到巴金身上，也就形成了巴金晚年写《随想录》提出的忏悔精神。 鲁迅精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追求进步。一般人多半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激进，中年比较稳定，晚年就成保守了。可鲁迅一生都在追求新的东西，他一直在变，总是站在某个时代的思想最前沿来批判社会。但总不成功，所以晚年又跟左联的领导人周扬闹翻了。这到底是鲁迅走得太前卫，还是那些激进的政治团体本身有问题?。
大家都认为鲁迅很孤独，其实错了，晚年鲁迅并不孤独，反而思想更成熟了。左联分离以后，他再也没有转向其他政治团体，而是独立在上海战斗。虽是独立但并不孤立，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那些人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实际上鲁迅把他们当成一个新的战斗团体来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胡风是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对鲁迅精神理解得很深，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为首的就是巴金。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抬棺人”，大概有十几个。我称这批作家是文学的新生代，他们在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像巴金、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赵家璧参与的良友图书公司，像黎烈文主办的《中流》、黄源协助鲁迅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办的《作家》、靳以主办的《文季月刊》等等，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市新媒体。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鲁迅的无形掌控之下，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就不孤独。 鲁迅与当年的文学新生代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同构关系，他们既是两代人，又同属一个团体，他们一方面批判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这个团体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导周扬，他一看鲁迅不仅不受他的领导，而且还把那批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对周扬显然构成威胁，当年的口号之争便是这样挑起来的。当然周扬他们不敢骂鲁迅，也不敢恨鲁迅，于是就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第一恨的人是胡风，第二就是巴金和黄源，所以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里就集中骂这几个人，而鲁迅则挺身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风。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协会，鲁迅不参加，他周围的人也都不参加。以巴金为首的作家们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艺家学会对立的宣言，叫《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他们也同样拥护抗日，追求进步。党内的冯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马上通过茅盾去动员大家在两个文件上都签字，既要团结鲁迅这批人，也要拉住左联的人，结果这件事就处理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去世了，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
胡风和巴金继承了鲁迅精神 鲁迅去世以后，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本来团结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鲁迅抬棺，这是一个象征。而周扬到延安以后就跟着毛泽东，后来成为党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精神被双方都继承下来，一方是把鲁迅高举为旗帜，另一方则在抗战实践中履行鲁迅的精神，后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风和巴金。 胡风一直认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心灵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种习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所以，胡风就号召作家首先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一个战士，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写作，写出了一批非常高昂的、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散文、小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绿原、牛汉、路翎、贾植芳等，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后来《七月》杂志停刊以后，胡风又创办了《希望》杂志，还编辑了许多丛书，于是《七月》和《希望》就成为了一个流派。胡风通过他的杂志传播了鲁迅精神，把鲁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艺理论当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巴金也同样把鲁迅的精神融到自身的工作当中。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作家都流离失所，到处逃难，巴金就不断搜集他们的作品，借助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们的作品集结成书，卖掉后再用稿费支持这些作家渡过困境。我曾听吴朗西先生说，抗战中他们出版作家的书从来不拖欠版税，总是千方百计为作家解除困难。有人这样说，如果抗战没有巴金和胡风，大量的文学青年也许就不可能走上文坛。巴金的一个朋友罗淑因为生孩子死了，之后是巴金把她的小说一篇一篇找来之后结集出版，否则这个作家现在可能谁也不会知道。同时，胡风还把延安年轻人的诗歌小说拿到重庆出版，扩大了解放区文艺在大后方的影响。所以慢慢地他们两个人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