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坚持在东南半壁领导抗清,并跨海驱逐荷兰殖民者,胜利收复台湾,建树赫赫功业。郑成功具备民族英雄的品格,当然同母亲田川氏自幼的教育以及后来的影响分不开。
郑成功的母亲是谁
田川松(ぁつ1601~1646),日本肥前平户士人田川翌皇之女,日人多称她为田川氏。明天启三年(1623),田川氏与东渡日本的福建南安县石井人郑芝龙结婚,次年七月十四日生一男儿,取名福松,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郑成功。南明隆武元年(1645)十月,田川氏从日本航海来到泉州府安平镇,同丈夫与儿子团聚。当时,唐王朱聿键流亡在福州即帝位,唐王以郑芝龙拥戴建立隆武政权有功,封平国公,田川氏为诰命一品夫人,时人尊称她为翁太夫人。二年八月,清朝多罗贝勒博洛率军大举入闽,隆武帝被清兵俘杀,郑芝龙投降清朝。十一月三十日;清固山韩岱驱兵至安平,纵兵烧杀抢劫;田川氏殉难,卒年四十五岁。郑成功见生母死于非命,国破家亡,愤然纠众起兵,誓师海上,率领东南军民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并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奋战一十六年。
几百年来,民族英雄郑成功英名传四海,广受崇敬与赞颂;可是,生育和抚养这位历史伟人的母亲田川氏,却默默无闻,长眠地下。而且,关于田川氏死难一事,大多数史籍记叙中掺杂风闻传说,严重失实。人们不清楚田川氏的身世及其为人,只知道她来自东洋日本。有的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田川氏,视她为“夷女”、“倭妇”,并从此出发,胡猜和妄论其死因;最早根据风闻消息记叙田川氏死难的是黄宗羲,他在《赐姓始末》书中说:“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黄宗羲的田川氏“受辱自杀”说,传播颇广。在国内,钱澄之《所知录》、郑达《野史无文》、凌雪《南天痕》、吴伟业《鹿樵纪闻》和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等书,均持此说,在国外,日本《长崎夜话草》、林春胜《华夷变态》和斋藤正谦《海外异传》,亦都采引“受辱自杀”说法。其实,黄宗羲记叙田川氏死难,“其言颇涉滑稽”,本之传闻,原不足信。但是,由于他失实的说法经广泛、长期流传,以致积非为是,贻误至今,影响人们对郑成功母亲田川氏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掩没她气节坚贞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纪念田川氏殉难,首先就要澄清失实的说法,恢复她的贞烈本色。
为此,我们查阅中日两国史籍,从我国江日升《台湾外纪》与日本守山正彝《平藩语录郑氏兵话》两书中,找到与所谓田川氏“受辱自杀”说法截然不同的记载。
江日升《台湾外纪》:“韩岱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郑芝豹、芝鹏等惧兵威,不敢战,敛其众,挈家资、子女于巨舰,弃城出泊外海。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剖肚而死”这段文字记载,反映了田川氏是位临危不惧,遇难不屈的烈妇。守山正彝《平藩语录郑氏兵话》:“芝龙降满去,不复备不虞。然固山兵俄逼安平,众不能支,皆溃去,浮海上避之。满兵掠家财、夺妇女。成功母有姿色,…”满将固山爱之,欲携回。母肃然改容曰:‘妾安南伯飞虹将军妻,何为北虏狗豚之耦(偶)乎?贼将勿淫话。’出怀中匕首将刺之。固山怒,拔剑直贯腹。母不少动,骂固山而死”。
这则资料说明田郑氏并非“受辱自杀”,而是不畏强暴,在与凶残的清固山韩岱进行斗争而壮烈殉节的。田川氏被韩岱用剑刺贯腹部而“不少动”,痛骂“北虏狗豚”而死。这情景完全可与当年黄道周不肯降清,在金陵刑场上,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的悲壮场面相比。人们赞誉黄道周为“一代壮烈士”;我们认为田川氏亦堪称为一代巾帼贞烈。“夫以孱弱一妇女,不变其节,可谓之烈妇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田川氏选择离开日本来到中国的时机和目的,不能认为是因夫显子贵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来,只能认为是为与家人共赴国难才到中国。她在日本已知道明朝倾覆,清朝定都北京,清兵长驱南进,南京弘光小朝廷已灭亡。在这危急关头,田川氏毅然离开日本平户娘家,前来中国,临行时她叮嘱儿子七左卫门说:“呜呼,吾终舍儿矣!吾怜儿父及儿兄,亦怜儿,当岁以金若干托商船寄儿。呜呼,吾终舍儿矣!虽然,儿勿忘儿父及儿兄,又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
这是一席催人泪下的诀别话,言词中充满对丈夫、儿子的恋情及对中国的热爱。田川氏临行时一再叮嘱留在日本的小儿子七左卫门,“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她还说,此去,“吾身即死,幸勿忧虑”(9)。由此可见,田川氏前来中国是准备为丈夫和儿子的祖国而死的。
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与母亲田川氏一齐劝阻,“芝龙欲降,成功哭谏之,不听,夫人苦谏亦不听”。芝龙既降,被挟北去,清兵所到处,烧杀淫掠,无辜百姓惨遭兵祸。清兵的暴行激起田川氏义愤,这和她最后持剑抗暴,“不屈而死”,是一致的。
田川氏虽然是一位来自东洋异国的妇女,来我国生活仅年余时间,却能热爱中国,并为它捐躯溅血,郑成功悲歌慷慨,积极抗清,应当说国恨之中也含有家仇,福建军民在郑成功的抗清号召下,风云涌起,从四面八方逐渐汇集到他的麾下,这支军容煊赫的抗清队伍,还曾经“全军皆缟素”,誓为郑母田川氏雪恨,可以说,田川氏的死难对于全军的激昂斗志,也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田川氏一生中还有两大历史功绩,必须肯定。
首先,田川氏哺育出我国伟大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成功之所以能成长为民族英雄的因素和条件,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母亲田川氏对他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田川氏不但是位善良贤慧的日本妇女,她钟情丈夫,爱护儿子。从郑成功出生满月的那一天起,郑芝龙与颜思齐等人就离开日本,前往台湾,一去七年之久。这期间,郑成功由母亲一手抚育,自幼受教,懂得孝顺父母,敬老尊贤,友善待人的道理,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田川氏还教育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长大要报效祖国。她既是良母,又是导师,为把儿子成功培养成能文能武的人,让他识汉字,读中国书,并送他到武士花房某某家学习“双刀法”。明崇祯三年(1630年),郑成功七岁,父亲郑芝龙接他回国,居安平镇。他没有忘记母亲田川氏的教导与期望,继续认真读《春秋》、《左传》和《孙子兵法》等书,仍经常习剑练武。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由于勤读、励武,成为一个倜傥大志、爱国、智勇的青年。成为坚持在东南半壁领导抗清,并跨海驱逐荷兰殖民者,胜利收复台湾,建树赫赫功业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具备民族英雄的品格,当然同母亲田川氏自幼的教育以及后来的影响分不开。昔人说这是“烈母出奇儿”,事实正是如此。
田川氏不但对郑成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即使对已改为日本姓名留居日本的第二个儿子七左卫门也同样教育他爱祖国。她对七左卫门的临别叮咛,正是:“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所以,当田川氏殉节与郑成功起兵抗清消息传到日本时,“七左卫门诣扛户,请赴明戮力成功,灭清以报仇”,并多次致书兄长成功,要求回国参加抗清,七左卫门的儿子道顺复姓郑,“亦欲共父赴明”抗清。他父子回国抗清的志愿虽未达到,但充分表露了这父子两代的报国情热,而这种爱国精神,恰是田川氏教育儿孙的明证。
田川氏另一历史功绩是,协助郑芝龙开创郑氏的海商世家基业。
郑芝龙是明末清初东南的大海商,他开创了福建郑氏海商世家的基业。郑芝龙从事海上交通贸易活动,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他拥有一批从大陆到海岛的码头基地,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和护航武装力量。郑氏大规模开展海外贸易,同日本与南洋各国友好通商,对抗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和掠夺,经营着我国东南地区沿海工商业,开发台湾,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历史性贡献。郑氏祖孙三代所赖以继承开拓的基业和贡献。当然也有田川氏的一份功绩。
要说明郑氏海商世家的兴起,首先必须从郑芝龙东渡日本,同田川氏结合为夫妇谈起。郑芝龙故乡石井是海滨渔村,村民多世代从事捕鱼与海商活动。芝龙“幼习海事”,十八岁时,往广东香山投靠母舅黄程,后随大海商
李旦航海到日本。因芝龙是只身空手到日本的,故人们说他“落魄去之日本”或“亡命日本”。据日本《华夷变态》说,芝龙在“肥田平户以卖履为业”;我国书籍则说他初到日本时“为人缝纫以糊口”。总之这落拓异邦的郑芝龙,处于穷困之际,却以幸遇田川氏为转机。据刘廷献《广阳杂记》云:
“郑芝龙幼逃入日本,为人缝纫以糊口。余资三钱缝衣领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妇……见而问之。芝龙告以故。妇曰:‘以汝材力,三百万亦如拾芥,三钱何至于是?’盖其妇夜有异梦,如韩蕲王夫人也,遂以厚资赠之,……芝龙后得志,取以为室,即赐姓之母也。”
这则记载虽颇带戏剧性与浪漫色彩,也有某些神异化倾向,但也说明了田川氏是个乐于助人而有眼力的日本妇女,她看出穷窘的郑芝龙是个有为的青年,终于以身相许,结为连理。婚后,田川氏热爱丈夫,其父亦待芝龙如子。郑芝龙由此结束了落魄生涯,成为他起家发迹的起点。
当时,我国“闽、越、三吴之人住干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但在“几千百家”中日婚媾的家庭中,没有一家能象郑芝龙与田川氏结合所导致的那么大的影响。
郑芝龙在田川氏“以汝材力,三百万如拾芥”一语的鼓励下,他开始广交客居日本的华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李旦与颜思齐。李旦与郑芝龙义同父子,后旦死,芝龙得其家资;芝龙同颜思齐的关系尤为重要,思齐死后,他继承海商武装集团“十寨之主”的地位。从此,郑芝龙拥有武装商船队,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同日本、朝鲜、真腊、占城和三佛齐等国“通贩洋货”,“积资无算”。成为一支横行海上,使明王朝不敢轻视的力量。明崇祯元年九月,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之后,因平海盗、抗击荷兰侵略者立了功,升迁福建总兵。他更依仗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贵振于七闽”;其时,郑芝龙兄弟叔侄等家族庞大,各成员亦皆拥有武装船队,经营海上贸易。郑氏因此成为我国东南历史上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海商世家。
郑氏海商世家通贸东西两洋,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而田川氏一家是形成与促进郑日亲密关系的关键。田川氏父亲翌皇是日本子户富有的士人,有地位,受人尊敬。郑芝龙沾岳父之光,被人们尊称为“平户老一官”。由此之故,他“始得自通于长崎王”,“王复爱之”,并“使芝龙主舶,……来闽、浙互易”。在当时,日本人来中国贸易者要靠郑芝龙协助。“长崎尹未次政直与芝龙亲,故政直遣人交易漳州,途必经台湾”。郑芝龙与长崎尹友善,对开展同日本的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日人云,芝龙“台湾商船岁诣本邦,至郑成功时以为常”。至郑经时,东宁船、锦舍船岁往日本,不绝于海。郑氏商船到日本贸易,颇受朝野各界人士及人民的欢迎,这是西方商人无法做到的。
上面讲过,郑氏与日本的友善关系以郑芝龙与田川氏结合为起端,田川氏生郑成功,友善关系进一步加强,“倭人视翁氏礼加谨”。为了表示友好,日本幕府破“向无以妇女适中国者”之例,于隆武元年十月,遣使护送田川氏到安平,“妆奁甚盛”。此事引起隆武帝与郑芝龙的重视与感激,即遣黄征明赉国书及芝龙书信、仪物,出使日本,表示友好,进行邦交活动,并请日本政府支援抗清。后因芝龙降清,日本对此不作答复。
对南明军民的抗清斗争,日本政府始终持不介入的态度。由于日本与郑氏有着特殊关系,故对郑成功、郑经另眼相待,从道义上及经济方面支持他们所领导的抗清斗争。对此,中国人自然会联想到是因为“郑成功为日本妇所出”,有着“渭谊相亲”的缘故。因此,国人在同日本的交通时就流露出这种亲戚的情谊感。
鲁王监国三年(1649年),建国公郑彩致书日本,要求通商,他在书信中谈到:“我国与贵国唇齿相依,况本藩与贵国相亲”。郑成功在致书日本幕府上将军书时,也谈到自己“生于日出”,意思是说,他母亲是日本人,自己出生于日本,感情上爱慕出生之国,愿修旧好。在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田川氏与儿子郑成功“乃我国平户之产也”。郑日双方通过这样的情谊缔结亲密关系。据我国有关书籍记载,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郑成功召集诸将会议,讨论“遣使通好日本”:
“成功见士卒多,地方窄狭,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忧,遂与诸参军潘庚钟、冯澄世、蔡鸣雷、林俞卿等会议。澄世日:‘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前者翁太夫人,国王既认为女,则其意厚,与之通好,彼必从。藩主何不修书,竟以甥礼自待,国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船,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办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
日本对郑成功的物资支援,“有求必与,故郑氏府藏日盈”。日本除了官方对郑成功的支援外,田川氏家乡也出力相助。有位田六藏者,是平户田中锻匠,渡海到福建厦门,为郑成功锻造著名的日本刀以武装军队。他所锻造的刀,在郑成功军队抗清与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至郑经时,人虽隔了一代,但郑日之间仍然保持着“弈世通好”关系,永历二十八年六月初,留守官杨英代表台湾郑经致书日本“长崎王”云:“日本与本国通好,铍此如同一家”。日本幕府亦“称经厚谊”。郑日双方这种“情谊孚契”的关系持续很长时间。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中日两国“并无往来”,但郑日交往填补了这段历史空页,而且用亲密的情谊谱写着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绚丽篇章。在郑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田川氏一直起着维系与促进的作用。
田川氏殉难至今,岁月已流逝三百四十年了。几百年来,中日两国人民一直都以崇敬的心情缅怀田川氏。
清末,《郑成功传》作者匪石访问日本平户,当地人民自豪说:“昔我国有义侠女田川氏”,嫁“明人郑一官芝龙为妻”,“生一掀天盖地之英雄郑成功”。平户千里滨有巨石叫“儿诞石”,相传是田川氏生郑成功遗址,旁竖“郑延平王庆诞芳踪”纪念碑。
在我国,海峡两岸人民对田川氏崇敬之情尤笃。明末清初,郑成功与他领导的抗清军民爱戴敬重田川氏。成功“尝以金铸母像,日朝之”后来,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与台湾台南的郑氏宗祠庙堂,安置郑芝龙暨田川氏的神主牌,郑氏宗族世世代代举行岁祭,纪念这位远代祖母。清光绪初年,台南建延平王专祠,前殿有郑成功衣冠束带塑像,后殿中央为翁太妃祠。每年进庙烧香礼拜者颇众,“香火甚盛”。香火盛,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他母亲田川氏的崇高敬意,历久不衰。在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朋友遍全球,在对外友好贸易更加开放的时代里,我们追忆纪念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史上做过重大贡献,有着血肉之亲的贞烈的日本女性,而深致敬意,更有着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郑成功是日本人吗
郑成功于
康熙元年(1662年)率将士数万人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但颇令人费解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竟也将
郑成功奉为“民族英雄”。文史学者研究了日本人特殊的考虑。
其一,郑成功有日本血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是一名海盗首领,流落在日本多年并与日本女子田川松结合,于明朝天启四年在日本平户海滨产下郑成功。
其二,郑成功抗清正中日本下怀。1646年郑成功起兵抗清,成为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而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从清朝时期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敢于与清朝对抗的郑成功,正吻合了日本敌视中国的需要。
其三,郑成功兴台符合日本野心。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清,其后人也长期割据台湾抗拒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企图霸占台湾、大搞分裂的野心。在他们眼中,郑成功是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
其四,郑成功被歪曲成日本武士。在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中,把郑成功这位中国民族英雄形象肆意加以歪曲和改造,以符合日本政治军事目的之需要。他们胡说郑成功是在日本长大,还给他起了一个日文名字“和藤内”。这出戏连续3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20多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