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蒋介石 蒋介石警告阎锡山不可投日剿共
山南慕北 2016-01-28
阎锡山识时务，也擅长打小算盘，他的一举一动不但牵动着政局，还引发了种种争议，他拥护蒋介石，却也反过蒋，他围剿红军，却又和八路军联合抗日，他投身抗战，可是也小心避免得罪日本人。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较量
阎锡山识时务，也擅长打小算盘，他的一举一动不但牵动着政局，还引发了种种争议，他拥护蒋介石，却也反过蒋，他围剿红军，却又和八路军联合抗日，他投身抗战，可是也小心避免得罪日本人。
阎锡山盘踞山西，独霸一方，是山西的“土皇帝”。蒋介石尽管是全国的最高统帅，其势力却被拒之于山西之外，这早就成为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因而蒋介石时刻想吃掉阎锡山的军队，吞并山西。
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蒋介石就派自己的得意门生汤恩伯等部进驻山西腹心地区，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心腹大将陈诚为“剿匪”总指挥，乘机扩大国民党中央在山西的势力，蒋阎矛盾激化起来。
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紧迫，两人在对日和反共政策上也开始产生矛盾。
一方面，阎锡山为了维持他在山西的统治，不得不进行抗日。但抗日需要大量的开支，阎锡山并不想掏自己的腰包，迫切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援助。而此时的蒋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重点还是要消灭陕北的红军和各地的实力派。因此，阎锡山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援助。1936年10月底，南于日本频频向绥远发动进攻，阎锡山和傅作义亲自到洛阳向蒋介石求援，再次遭到了拒绝。阎锡山看到依靠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希望，而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又如此高涨，不得不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于是就有了绥远抗战。这可吓坏了蒋介石，蒋急忙亲赴太原，要阎锡山和傅作义立即停战，以免影响了中央的“剿共”大局。阎锡山对蒋的命令不理不睬，反而进一步支持绥远抗战，“抗日英雄”的美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来的。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阎锡山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担任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但是，蒋介石并不用心抗日，企图借抗日来消灭异己的念头一直存在，所以在抗战中故意不给阎锡山任何实质性的援助。阎锡山孤军作战，接连丧失雁门关、平型关等要地。忻口战役开始后，阎锡山为了获得蒋的支持，主动对晋军开战以来的失利引咎自责，并表示可以让出省政府的一部分权力给蒋介石。
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CC系开始筹划在山西的“倒阎运动”，蒋介石也向阎锡山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锡山认为这是蒋对他的压迫，就不予理睬，蒋介石就命令有关部门设法给二战区制造困难。1939年初。山西财政厅厅长王平赴重庆交涉经费及有关后方情况时，就受到了多方刁难。蒋介石对阎锡山在山西搞的那一套十分不满，并再次采取拉拢的办法，把傅作义从阎锡山手下拉了过去。
尽管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貌合神离，勾心斗角，但在反共问题上却谁也离不开谁。由于新军和牺盟会的日益发展壮大，引起了只是想利用一下新军和牺盟会的阎锡山的不安，他害怕自己这个牺盟会会长和司令长官被架空，因此就开始了积极反共。
而蒋介石要反共自然也离不开阎锡山。1939年，阎锡山派梁化之去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班受训，还参加了以陈诚为首的“三青团”代表会议，受到蒋介石的特别重视。蒋介石亲自接见了梁化之，对他说：“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阎先生无论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地予以支援。”梁化之回来后，阎锡山便设立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下令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参加国民党。不久，阎在蒋的支持下，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阎锡山想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恢复他在晋东南的统治，而蒋介石想利用阎锡山反共把阎的势力排挤出晋东南。阎锡山非常后悔自己“引狼入室”，发出了悲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一面表示服从国民党中央，一面加强组织，巩固自己的地位。
1940年4月间，阎锡山为了巩固实力，偕赵戴文从秋林渡河迁驻吉县南村坡，以“表示前进”。由于南村与“难存”谐音。他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还把1942年命名为“克难年”。果然，他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下山“摘桃子”为止。
蒋介石警告阎锡山不可投日剿共
1941年夏，蒋介石决定派徐永昌往二战区“视察”。8月25日，回到重庆的徐永昌向蒋介石汇报了以下几点：一是阎“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当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二是晋对中央误会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权;三是阎“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8月29日蒋亲笔致函阎锡山，“内容备极尊敬与安慰之意”。可见蒋仍着意笼络阎锡山。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徐永昌访问克难坡期间，日阎双方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稍后，日阎双方签订了基本协定，可见，阎此时确实倾向于投靠日本。
有意思的是，阎锡山一边和日本签订密约，一边又企图将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即装饰成他是在蒋的暗示下联日剿共，由他来“但上不听中央制止，暗中勾结敌人剿共的恶名”，而“中央仍可得联苏之实”。9、10月间，他有连续三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生甫(即李广和)奉办事勉强进行，已有头绪……只要与国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牺牲。”
阎锡山很可能认为蒋既想剿共，又想联苏，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他如果以“剿共”的名义，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帮蒋解决难题，就可得到蒋的默许。徐永昌对阎心态的分析非常中肯，即阎对日基本上是欲迎还拒，引而不发，当国军败的时候，就弄假成真，倒向日本人;当国家还有相当力量的时候，则装作和日本人什么关系都没有。
10月26日，蒋在日记中大骂阎：“此奸贼之卑劣狡诈，无异于汪逆。然时日至今，为时已隔半月以上，而尚未见其公开降敌其或以洛阳与西安无恙，彼犹豫徘徊疑贰，不敢宣布，亦未可知。”蒋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虽然阎已做好了准备，但在洛阳与西安未失陷之前，阎不敢公开降日。此时，日军正在进行汾西作战，对黄河东岸龙门山的中央军发起攻击。胡宗南等人拟派一团部队渡河援助，却为阎锡山所拒。蒋认为阎此举表明“其叛逆益显矣”。
而阎之所以拒绝中央军渡河，理由就是“中央军过来对敌之意少，对我后方之扰乱多”。同时，阎又表示：“在此刚利用人为我们做华北全面努力之下，骤然反口甚难。”也就是说，日阎刚刚达成协议，不能反悔。鉴于此，徐永昌认为阎投敌的事实比他所判断的还要“过之”。
11月6日，蒋告诉阎，对于增援的中央军第六十一师，“必令全师渡过，无商量余地”。同一天，蒋又在日记中说：“阎又电其代表诉其降敌之举有欲罢不能之势，此奸终必降敌，但我以极端严厉处之，预示已有万一之准备，并以厚集兵力在其附近，使其有所畏威而知止，或能冀其悔悟也。”可见，蒋必令中央军渡河，其重要意图就是要威慑阎锡山：不得投降日本，否则军事讨伐。同时，蒋又派贾景德回克难坡“劝止”阎锡山。蒋要贾景德向阎锡山表示：“晋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时，陕省或甘省皆可任阎先生治也。”
同时警告：“阎果迎敌剿共，则余必明白讨阎……邪正决不能混淆，夏夷岂能两可!”。“如阎通敌剿共，无论其出诸如何形式，余必毫无犹豫的率领共党以讨阎王。”蒋向阎明确表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和中共一起讨伐汉奸，共御外侮;在敌我之间，没有投机取巧的余地。贾景德山西之行获悉：阎锡山的文武干部中，“除极少数觉勾结日本之非是外，大多数以为抗战无出路，且亟思速回太原，但自日对英美抗战后，则又当别论矣”。此时，徐永昌也得知：日美开站后，“阎先生一再言自己判断错误”。
1942年1月初，阎致电蒋说：“必本前言与钧座难与共，追随到底。”1月21日，唐纵就判断说“阎之态度大有转变也”。但是，阎仍没有完全掉头转向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截断投向日本的道路。3月下旬，蒋向阎锡山传话：希望阎至西安一晤。阎却回电说“前方离不开”，同时又派赵承绶再赴太原与日军周旋。8月14日，蒋又让徐永昌转告阎，希望赴西安一行，但阎仍“不敢”来，只是派赵承绶、王靖国二人赴西安谒见蒋介石。
此后，由于日阎之间越来越冷淡，所以蒋也未采取什么特别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