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新之助 2016-01-27
李自成
李自成在广阔的土地上荡涤了地主阶级的污泥浊水，推翻了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牺牲时为止，他所领导的大顺军以大无畏的气概，独立地承担了抗清斗争的全部重任，为尔后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揭开了序幕。
李自成起义
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李自成(1606～1645)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家世业农，父守忠因里役破产。自成以家贫，为人牧羊，略识文字，及长为银川驿卒。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崇祯三年(1630)，自成以裁驿卒失业，又以借贷被辱，遂投活动于西川的不沾泥张存孟部。后因张存孟败降，自为一军。
起义的发展和胜利不久，自成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农民军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伪称解甲归农，得脱围困。既出栈道，连破麟游、永寿等七县，势力愈强。九年七月，迎祥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剑州(今四川剑阁)入甘肃，又走避宁羌(今陕西宁强)。六月至汉中。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起义军损失过重，潜伏陕南山区。十二年，避走巴东。十三年二月，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乃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今陕西商县东南)中。
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他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寻移檄黄州，揭露朱明暴政，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及湖广荆、襄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自成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辖区西起潼关，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北滨黄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县)，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
起义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十六年九月，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传庭奔潼关。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县)入陕南；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
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以崇祯十六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同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一路由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朱明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自成遂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
政权建设起义军在襄阳建立新顺政权之时即曾设官置司，中央置上相、左铺、右弼、六政府(相当于六部)侍郎、郎中等官，地方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等官，并封爵五等，大封功臣。
占领北京后，大顺中央政治机构在襄阳、西安两次建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委派官吏，改年阁为天祐殿，牛金星继任首辅。六政府尚书分别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户政府尚书杨玉休，礼政府尚书巩焴，兵政府尚书喻上猷(一作侯恂)，刑政府尚书安兴民(一作耿然明)，工政府尚书侯恂(一作黎志陞)。尚书下设侍郎、郎中、从事、员外等职，充实和完备了各部朝官。又改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给事中为六政府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史，太仆寺为验马寺，尚书宝寺为尚玺寺，通政使为知政使。其余光禄、大理、太常、鸿胪、国子监等仍沿袭前明旧名。所委官员少数由举监生员充任，其余绝大部分为前明降官。地方文武官吏，改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通会，兵备为防御使，知府为府尹，知州为州牧，知县为县令。并开科取士，选拔新人出任各级官吏。
武职亦改前明武官之称，改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仍设左右都督。又改总兵为正总权，副将为副总权，守备为守旅，把总为守旗。但职名并未统一，有的仍沿用总兵、副将等称。其专事征伐的有，权将军，一品；副权将军，二品；制将军，三品；果毅将军，四品；威武将军，五品；都尉，六品；掌旗，七品；部总，八品；哨总，九品。权将军有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有李过、李岩、贺锦、刘芳亮、袁宗第、刘希尧等，其余授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衔者凡五十余人。
自成在北京建制的同时，继续分兵略地，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层政权。北直、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各地州牧县令纷纷上任。降将马科则率军进攻四川，川北州县也多降附置官。
是时大顺版图，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江淮，掩有北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的一部分，川北保宁地区若干州县，及今江苏、安徽淮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则有湖广的荆州、襄阳、承天、德安四府等地。
政治经济纲领政策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起义军占领北京后，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自成虽认识到三桂拥有重兵，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权将军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三桂先接受招抚，后闻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闻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自成大怒，率刘宗敏、李过东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为防三桂东退，自成出奇兵二万绕至三桂军后，自己则率大军从西面合围夹击。在吴三桂军动摇之际，清多尔衮发兵夹击。因众寡悬殊，两面受敌，农民军势渐不支，败退北京。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据前明大官住宅，日趋骄奢淫逸，士卒也各身怀重货，无有斗志。斗争严峻，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形势十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卒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一云通山、一云通城)，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
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谈及明末农民战争，人们在赞扬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同时，也感慨其溃败之迅速。细究起来，李自成败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谈起。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村里一批饥民投奔起义军，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都不曾吸纳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起义队伍也从50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定“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人李岩，但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为起义军的日后败亡埋下祸根。
比如说，“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这些无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况且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不征赋、不派役，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因此，农民军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但大顺政权的解决办法却是追赃助饷，即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就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明王朝或清王朝一边。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顺降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
再比如，这些谋士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把握也不够准确。当时，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存在着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互相角逐的势力。不论农民军与明朝哪一方获胜，最终都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搏杀。然而，不管是李自成本人还是其身边的谋士，都缺乏这种统揽全局的眼光，根本没有预料到将来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可能，结果终致败亡。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要用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充当谋士呢？这就触及到李自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
李自成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也不熟知以前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做官，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因此在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都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崇祯十五年甚至还发生过劓（削去鼻子），刖（砍去双足）襄城诸生的事件。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
后来，李自成虽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了一些明朝进士，但也只是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这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的。即使崇祯十七年（1644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原明朝侍郎侯恂，那还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李自成认为他必定恨透了明王朝，可为农民军所用。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起义农民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李自成也从未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这批降官中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具治国治军才干者，有的后来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的抗清武装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李自成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跟之后，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真知灼见的高层知识分子，那么他在制定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大顺政权也可以稳定下来，击败清王朝的进攻，进而统一全国。
当年农民军、明王朝与清王朝的角逐早已随风而逝，现今重温历史，我们不应忘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