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为何排在徐向前之后 粟裕与聂荣臻为什么交恶？
山南慕北 2016-01-26
徐向前与聂荣臻
聂荣臻为什么排在徐向前之后
红军时期，罗荣桓在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任一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在115师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任副师长即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在东北民主联军任副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聂荣臻自挑一摊。
罗荣桓的资历在元帅中最浅，按理说聂荣臻的元帅排位（排名第九）应该列在罗荣桓（名列第七）的前面，因为聂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初期都是林彪的政委，聂荣臻还曾长期是罗的领导。抗日战争中、后期，罗荣桓、聂荣臻各是一个大根据地的主要领导。
要说两人最大的差别，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罗和林彪到东北，尽管他去东北的初期主要在大连和朝鲜养病，1946/7-1947/5这个东北战场的翻盘期他又在苏联养病；而聂荣臻没有和林沾边，这就影响到聂荣臻授帅时的排名。
事实上，罗荣桓首次排名列在聂荣臻之前就是在伟大的辽沈战役之后，即在平津战役的总前委中。
1949/3罗荣桓又开始养病，没随四野大军南下。而聂荣臻进入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因而在这段时期内，聂的作用和功劳要比罗大。
从罗、聂在元帅中的排名次序，一方面可见林彪统帅东野和四野所取得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可见三大战役后大局底定。否则，以聂荣臻在中国革命史上长期是罗领导这样一个地位上来看，再加上建国前后聂的作用和功劳要比罗大（聂进入新中国的中革军委，罗没有）这个事实，罗不可能在“54军委”和元帅中排名超过聂。
再看一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对比。徐向前和聂荣臻属于不同山头，尽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聂的地位和功劳总体上高于徐，但红军时期聂远不如徐，而且徐是四方面军的一面大旗，所以徐向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总参谋长，聂则为副总参谋长，这个任命可以看作授衔时徐排聂前的先兆。
聂荣臻和粟裕的关系如何
粟裕与聂荣臻同在总参谋总部搭档时，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担心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事情太多，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
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荣臻的意见办理。
不想毛泽东对此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聂荣臻因此不得不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于是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
毛泽东不仅在粟裕的检讨上批示“检讨很好”，还把粟裕和聂荣臻在总参的工作做了对比，认为“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的多”，同时他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粟裕年谱》）。
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传阅，这引起了聂荣臻很大的误会。
多年后的1958年7月17日，聂荣臻批判粟裕时，便直接点出他的罪状之一是“告阴状”（见《1958年7月17日聂荣臻批判粟裕的发言》。
聂荣臻与彭德怀、陈毅等人一起，最终给粟裕扣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最后还上升到“里通外国”与“军队的坏人”，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粟裕的看法与信任，使之撤销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从此打入“冷宫”。
1979年，粟裕在陈云、叶剑英的支持下，提出申诉报告，请求中共中央给自己1958年的冤案平反，但直到去世依然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其时，彭德怀、陈毅早已不在人世，仍然健在并身居高位的只有聂荣臻。
1980年春节，粟裕登门拜访聂荣臻，汇报了自己已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并请求他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宽慰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但他实际上并未真的准备“说话”，杨尚昆曾专门为此事同聂荣臻商量，问他怎样处理？聂荣臻却说：“我考虑考虑。”
杨尚昆因此对请求平反的粟裕夫人楚青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楚青说：“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杨尚昆马上说：“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荣臻）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
聂荣臻这一“考虑”，加上别的因素，粟裕也就只能带着遗憾见马克思了。
那么，聂荣臻为何要“考虑考虑”呢？
除了众所周知当年总参时期粟裕曾“得罪”他之外，还有“文革”期间一件往事，或许使之耿耿于怀。
“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3月，周恩来召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粟裕、王树声开会，交代军科院要负责国防工业口子，对国防工办和第二至第七机械部实行军管。
他还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国防工办军事代表小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为成员。同年4月，粟裕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
据《粟裕年谱》记载：“（1968年）3月12日，负责国防科委的某领导之秘书，电话传达该领导指示，提出要对七机部一批干部，点名重点批判，粟裕未遵行。”
正因为粟裕这种按照周恩来部署的军管行动，军事科学院实行军管10个月以后，“解决了许多难题，包括制止武斗，解放干部182名，保护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多数企业的出勤率有显着提高，生产略有回升。”
但粟裕却从此得罪了这位“负责国防科委的某领导”。
为尊者讳计，《粟裕年谱》将这位“领导”的姓名隐去，不过，细心的读者依然能看出端倪。
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是聂荣臻，他同时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能够让秘书给中央军委常委兼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粟裕“传达指示”的人，显然只能是他当年的“老搭档”聂荣臻。
粟裕再次“得罪”这位军内著名的“忠厚”“老实人”，他的冤案直到聂荣臻1992年去世后才能着手平反，也就不奇怪了。
据一左派作家、资深老干部恽仁祥2008年9月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的回忆文章《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可以看出聂荣臻在七机部的重要地位：
“聂核心”（按：指聂荣臻）经过积极策划，认为大树“聂核心”已具备条件，于1968年1月，召开了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企图借此打压持不同意见者，代表资格一条核心内容：“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代表大会”事实上是对拥护“聂核心”的大动员、大演练，也是聂荣臻公开树旗拉山头。
由此，聂荣臻的“学代会”，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拉山头搞宗派的山大王会；本人（即恽仁祥）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声明。由于聂荣臻的错误行为，七机部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那个会议无法开下去。
问题反映到了毛主席、党中央，4月2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来处理“学代会”的问题。总理发表了有名的4.20长篇讲话……
总理问：“（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阎答：来了。
总理：“选积极分子代表时有一条标准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阎答：有。
总理：“同意这个就选，不同意就不选”？阎答：对。
总理：“按这一条来选就必然出问题，…。聂荣臻同志我也熟悉，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嘛！当然啰，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讲。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三月底，杨、余、傅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写了一份检讨在我这里，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我就帮嘛！”
中间有人揭发“科委机关压制群众，我们要到科委机关点火”。
总理：“你们不要管科委机关的事，要相信机关的群众自己会起来，你们怎么起来的”。
……这以后，（周恩来）又传达了毛主席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 。从此，科委系统开展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直至1968年1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而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期间，中央把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并出现了原来护拥“聂核心”的部分同志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聂荣臻大树山头，结果是抓鸡不着，反倒贴一把米。但他不思悔改，反埋下了秋后算帐的大阴谋。
也许就在这种情形下，聂荣臻令秘书给粟裕电话，要求“点名重点批判”一批七机部干部。
据聂荣臻女儿聂力的《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的相关章节，也同样能印证粟裕“未予遵行”的“某领导”也是聂荣臻：
虽然不断挨批，名誉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威信仍在。拥护他的同志在某些场合说，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说他“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结果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辫子”。尤其是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更是把父亲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据”。
1968年4月以后，“四人帮”一伙的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时的一些单位里，具体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总参开始树立“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过“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过“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这都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据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为核心的人，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小参谋，翻不了天，但到了父亲这里就不行了，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个军团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是个元帅，影响力大，因此毛泽东就认为是个问题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颂扬，我的父亲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时候，“学代会”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订条件选代表。显然，是那些支持、拥护他的同志“好心办了坏事”，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周恩来批评他们“给聂老总帮了倒忙”。
尽管事前不知，检讨、挨批却是少不了的。父亲特意给毛泽东写了检讨，说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和制止对自己的颂扬”。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此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父亲“多中心论”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论”的过程中，有人还提出，父亲历史上就曾有过不适当突出自己的问题。比如在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邓拓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父亲进行了过头的赞誉，那一期里面的插图，父亲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这个事情当时父亲也不知情，是别人编排的，事先父亲没有看到过。为此，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过父亲，父亲也诚恳地作过检讨。
批判“多中心论”，这些历史老账都被翻了出来。对这类问题，父亲不回避，该检讨就检讨。
1968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父亲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有人诬称父亲搞两面派，父亲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父亲在原则问题上的毫不妥协，使造反派们无计可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