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六国论》 苏洵的《心术》
新之助 2016-01-25
苏洵
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洵的《六国论》
《六国论》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苏洵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苏洵立论的根据；二是苏洵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苏洵撰写《六国论》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六国论》一开始，首先提出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劈头四句话“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苏洵就斩钉截铁地给六国之所以灭亡定下结论。苏洵认为：六国之所以灭亡，不在于它们的武器不锐利，也不在于它们仗打得不好，而是在于他们一味地拿土地作为贿赂，向秦国乞求和平。“赂秦”就是贿赂秦国。这实际上是削弱自己力量，助长敌人的侵略野心，促使自己走向毁灭。所以作者接着申述说：“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然而事实上又并不是所有六国都向秦国奉献土地，为什么那些没有“赂秦”的国家也破灭了呢？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苏洵故意这样设问，然后又作了回答：“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因此，归根结底，“赂秦”是莫大的致命伤。以上这些就是通篇的基本论点，突出强调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是从六国方面来说的。
接着苏洵再从“赂秦”的两个方面来论述这种做法的后果。苏洵指出：秦国由于接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比秦国打胜仗所得到的土地要多出百倍，其他各国由于送贿赂而丧失的土地，比它们打败仗丧失的土地也要多出百倍。那末，秦国所最欢迎而对其他国家所最不利的，当然就不在于作战了。这里的“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是侧重照应开头四句中的“非兵不利，战不善”，是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阐发了“弊在赂秦”的论点。
在接下来的两段文章里，作者又分别就“赂秦”的国家和不“赂秦”的国家，论述了它们各自灭亡的具体原因。
第二段先论述“赂秦”的国家为什么会灭亡，“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是说这些国家的前辈创业的很难；“子孙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是说这些国家的后代只顾眼前的暂时利益，轻易地把前辈辛勤创有的国土随便割让给秦国；“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是说秦国并不因为得到奉献的土地而停止进攻。这就是第一段结尾所说的“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越向敌人屈服退让，就越增加敌人的气焰，敌人越得到好处，就越要加紧侵略。所谓“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秦国的侵略欲望根本没有止境，这是秦国侵略者不可改变的本质。诸侯各国奉献土地一味妥协，只能激起它的更大的侵略野心。这里，不需要通过作战，就已经判别胜负了，至于诸侯各国的因之而破灭，那更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作者为了把“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的道理讲得更为明白清楚，苏洵引用了古人的一个譬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薪”就是木柴，这个譬喻非常准确地、形象地表明了赂秦的严重危害和根本的错误。这一段是进一步发挥第一段的“赂秦而力亏”一句，具体指的是韩国、魏国和楚国。这三个国家都紧靠秦国，当时秦国在军事战略上采取“远交近攻”，也就是结交远方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的方针，因此它们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并且首先以地“赂秦”，结果最早被秦国消灭。
第三段是论述不“赂秦”的国家为什么会灭亡。齐国距离秦国最远，虽然不用向秦国奉献土地，但是齐国仍旧不敢得罪秦国，对其他国家遭受秦国侵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等五国相继败亡，它自己也成了秦国吞并的对象。燕国、赵国“能守其士，义不赂秦”，敢于同秦国武力相抗，所以像燕国那样小的国家尽管最后也失败了，但是比韩、魏、楚等国家要破灭得稍晚一些；赵国在与秦国的五次战争当中还取得了三次胜利，以后又不断给秦国以回击．可惜燕国太子丹派遣荆轲西刺秦王，企图通过个人谋杀来解救危难；赵国不信任自己的部将，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杀掉了抗秦的重要支柱李牧，于是导致加速了自己的破灭。齐国不能援助其他五国，团结抗泰，燕国赵国不能坚持斗争，又处在秦国把各国“革灭殆尽”的时刻，因而得到和韩国，魏国和楚国同样的结局。这段论述主要是进一步发挥第一段“不赂者以赂者丧”一句的意思。这一段的末了，苏洵总结六国的破灭，从反面推进一层，指出六国避免破灭的道路。“三国各爱其地”是指韩国、魏国和楚国不要拿国土去向秦国乞求“一夕安寝”，“齐人勿附于秦”是指齐国要附随秦国而不去援助其他国家，“刺客不行”，是指燕国不要对秦国采用个人谋杀手段；“良将犹在”，是指赵国不要相信秦国的流言蜚语而杀掉自己的将领。这样，恐怕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未见得秦国必胜而六国必败。文章在这里笔锋一转，反跌得精神饱满，把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道理说得更加透彻，更加具有说服力量。
文章的第四段是作者就以上的论述发表感慨。第四段的头几句是一种设想，为六国筹划怎样对付秦国。第三段末尾的设想，是仅仅就六国改变它们各自的方针路线来立论，所以只说胜负存亡“或未易量”，没有加以肯定。则进一步指出必须发愤图强，敢于斗争，并且团结一致，联合抗秦。秦国即使想要吞并六国，那恐怕也是咽不下喉咙里去的，可惜六国没有这样做。六国在敌人强大的威势面前屈服了，不敢斗争或者不能坚持斗争，最后全部破灭。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后代当国者应该吸取的历史经验。苏洵最后说：“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不要在强大敌人的威力面前被吓倒！
文章的第五段是作者继续发表意犹未尽的感慨，不同于第四段，第四段的感慨针对的是历史，第五段的感慨针对的是现实。整篇《六国论》，应该说到前一段的就结束了。苏洵决不是为评论历史而评论历史，苏洵的文章的全部锋芒几乎无不处处对准现实。是想以古代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处理当前国家的重大问题的借鉴。文章只写到前一段，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这一段从古代历史引渡到现实政治，才见出它的主题深刻意义。这一段完全说的是北宋王朝的对外政策：北宋王朝与六国诸侯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六国诸侯只是占有局部地区，力量有限，而北宋王朝则占有全国主要地区，力量远远超过六国诸侯。六国诸侯如果敢于同秦国斗争，还可以取得胜利，那么，北宋王朝同样敢于斗争，当然不成问题地更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北宋王朝却“以天下之大”向辽政权和西夏政权屈服，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斗争，这就连六国也不如了。不用说，它最终也必然会得到六国破灭一样的后果。这—段文章只有六句，作者用笔相当精练，内容高度概括，而且在议论中包含着极大的感情分量。话说得十分含蓄婉转，同时问题又揭示得十分明确尖锐。从全文的布局来看，也收结得沉着有力。
战国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来很纷繁复杂，但是苏洵只就对秦国的态度上，从六个国家当中区别出两个类型，“赂秦”和“不赂秦”；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韩国、魏国和楚国“以地赂秦”，第二种是齐国附随奉国，第三种是燕国和赵国“用武而不终”。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属于“赂秦”一类，第二种和第三种属于不“赂秦”一类。苏洵首先把力量集中在“赂秦”问题上，为六国的破灭立论。因为这才是六国破灭的根本要害，不仅“赂秦”的韩、魏、楚三国因此丧亡，不仅幻想保持互不侵犯局面的齐国因此不能保全，而且，即使能够跟秦国较量一下的燕国、赵国也因此失败。写文章就应该扣紧中心问题去发挥。重点摆对了，又要把它同别的部分联结起来，看出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作者集中论述了“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以后，进而又论述“不赂者以赂者丧”的道理。当然，态度、分寸是不同的。苏洵对赂秦的韩、魏、楚三国是根本否定，对依附秦国的齐国是严肃批判，而对“用武而不终”的燕、赵两国是深切惋惜。这样，文章就显得分外有条理，有层次，畅达透辟，严密完整，使别人对自己的论点无可怀疑、无可驳斥。
苏洵的《心术》
《心术》是北宋文学家苏洵所作《权书》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逐节论述用兵的方法，分治心、尚义、养士、智愚、料敌、审势、出奇、守备等八个方面，而以治心为核心，所以标题为“心术”。其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但也有诸如“怀其欲而不尽”、“士欲愚”之类的封建权术。全篇段落分明，井井有条。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私战例，《权书》十篇就是他这时期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间题的军事专著，这篇文章是其中的一篇。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而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而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势而不沮，知节而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