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周佛海说情 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
山南慕北 2016-01-21
周佛海
蒋介石为周佛海说情
1946年初夏,龚先生从当时避战内迁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政系毕业,被分往南京《中央日报》做了一名“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
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内新闻业复苏,业内需要大量的外勤记者。也因是央报的缘故,他以实习记者身份,居然被派往庐山牯岭,此后更是历经了国内一系列重大的新闻事件现场,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从龚先生的回忆来看,所谓“国府垮台前夕”这个范畴,或许正是要从他走上庐山这一年算起。1946年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年随着“重庆客”还都南京,虽然“惨胜”遗下的是遍地的废墟,国内的气象还是转好。
当时的官方舆论中说,美国经济援助和日本战争赔偿的巨额外汇已被列入计划用来重建山河。抗战后期已然出现的通货膨胀,据龚先生回忆在这段期间也显得缓和。原因是国共和谈正在进行,时局稳定。外汇市场开放,央行放出大量外汇,中央信托局开始处理巨额敌伪财产,街边出现大量美军物资抛售。中国纺织公司也适时抛出大量纱布,因此这年春夏两季,金、钞、粮、棉市场虽有波动,但民众最关注的物价并无继续恶化迹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生活重新变得舒适。
这一系列社会情况向好直接催生的,便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声望达到顶点。战后初期蒋介石巡视全国,到处都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因为蒋本人避暑的习惯,这一时期的庐山自然为全国所关注。为满足这位“天字第一号读者”晨起读报的嗜好,于是有了“《中央日报》庐山版”,也有了龚先生和庐山的缘分。他在这里的小径上遇到过蒋介石,采访过马歇尔的夫人。因为年轻,他甚至为了跑新闻拦过侍卫长俞济时的山轿。
周佛海收监之后,本以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于国民政府,能得到宽赦。然因其情节严重,初审法庭秉公执法,并未受外界干扰。后来CC系与陈布雷念及旧情,皆在蒋面前求情,而军统当日或确有某种承诺。但根据龚先生回忆,“蒋主席”早在汉奸大审初期就签发手令,将审奸之事完全授权于法曹。然而,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蒋介石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
“汉奸大审”
龚先生入报社后,以为自己彻底从法学转行,谁知后来遇上了1946年“汉奸大审”,专门在立法、司法口跑新闻。1946年“汉奸大审”,主要是指审理战时汪伪政权中任职人员,抓捕的嫌疑人主要集中在北平、南京两地,规模极大,落案者4000余人。这次“汉奸大审”,是近代中国罕有之事。
当年国民政府曾先后出台《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1条和《惩治汉奸条例》16条,以为肃奸的法理依据。就汉奸嫌疑者性质不同,甄别后分送各地高等法院、军法机关和航空委员会审理或讯办,酌情对在押病故者进行处理。当时著名法学家章士钊等主张从速“设置特别法庭”专司其事。但国民政府却认为汉奸案件仍应依据处理和惩治汉奸案件两条例,交由法院审理,而“设置特别法院,有违法治精神,易滋物议”,不予采行。
汪伪政权内高官及原“华北政务委员会”要员,当时集中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文化界中龚先生主要提及的,只有周作人(号知堂)。对于周作人受审,有一帧当年的老照片给人极深印象。照片中知堂一袭浅色长衫,戴圆形眼镜,留着惯有的短发头型,神色祥和,嘴角有明显的笑意,旁有军警,正缓步上庭。不独照片难解,周作人附逆这个历史事实,历来为史家和知堂研究专家难解。
龚先生说,一般汉奸之卖国投敌,在他们生命历程中都有轨迹可循,只有周作人这位素以冲淡闲适、飘然世外著名的人士,却是一个筋斗从天上仙境自落到人间地狱,为了什么?他的困惑符合一般人的思路。知堂,这位了解日本,1927年就在《语丝》写杂文同《顺天时报》诱降国人的舆论斗法的文化大家,后来怎么会做了伪教育总署督办?龚先生自己给出的分析偏重于用性格来解释,认为周“自小寄养性格孤傲”“文艺大家动摇多变”“没有定性、随波逐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抗战爆发后知堂以国家力量考量后自己的政治判断。今天这个题目仍然是民国知识人研究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地方,可惜的是龚先生没有提供出更多的细节。
周佛海收监之后,本以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于国民政府,能得到宽赦。然因其情节严重,初审法庭秉公执法,并未受外界干扰。后来CC系与陈布雷念及旧情,皆在蒋面前求情,而军统当日或确有某种承诺。但根据龚先生回忆,“蒋主席”早在汉奸大审初期就签发手令,将审奸之事完全授权于法曹。然而,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蒋介石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书中记录的周佛海受审。周佛海收监之后,本以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于国民政府,能得到宽赦。然因其情节严重,初审法庭秉公执法,并未受外界干扰。后来CC系与陈布雷念及旧情,皆在蒋面前求情,而军统当日或确有某种承诺。但根据龚先生回忆,“蒋主席”早在汉奸大审初期就签发手令,将审奸之事完全授权于法曹。
然而,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蒋介石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蒋原以为即便如此,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较轻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诸公,一样不肯屈法轻判。最后,蒋只能自行负责,发出减刑总统令。周案当时轰动全国,案情复杂,经过曲折,可见一斑。
周佛海儿子周幼海
周幼海比较随他老爸，很聪明。在日本读书也是随随便便读读成绩就不错，因而有了大把的时间去看马克思。
1941年暑假，周幼海回到上海。当时，周家住在愚园路1136弄59号，由“76号”特务日夜护卫着。心向抗日的他想先到杭州，然后经淳安去第三战区，再到重庆。一个酷暑的晚上，他换了一身当时流行的麻布学生装，什么也未带，就从家里出走了。他早在“金门饭店”开好房间，住了一夜。第二天破晓他悄悄地登上去杭州的火车，溜了。看来他还是有点他老爸干特务的遗传基因的，没当场就跑。他跑了，他妈急了。周佛海哪敢怠慢，身边就这一个儿子了，还能不小心伺候着。再说了，周佛海掌握着特务呢。在杭州，万里浪客客气气把周幼海给送回来了，还告诉他淳安不用去了。
周幼海再次逃跑是去北平，想经邯郸去游击区。这地方他老爹够不着，但是日本人够得着。他和日本人躲猫猫，一不留神发现自己把钱给花光了。正发愁的时候，日本宪兵把钱和衣服送上门来了。灰溜溜的周幼海回了上海，再回日本读书去了。经过这一番折腾，周幼海成熟多了，他老爸留给他的情报基因也开始起作用了。
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关了7个月，当然同住白公馆的时候丁默邨也教了他一些东西，出来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了曾家岩50号，直接要找董必武、周恩来，要去延安。大概是太猛把秘书吓着了，秘书挡了他的驾。话说回来，他这么折腾，军统的特务竟然不知道，要知道他可是被特务给押到成都的，还监视着呢。他是偷偷跑出来的。他老妈也厉害的紧。在上海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杨淑慧说：“他们逼我交出金银财宝。这批人，哪是我的对手！”杨淑慧鄙视特务们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握着救周佛海一命的一张王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的署名是知名不具，似乎认为这样可以不被人抓住把柄，这么做有点太掩耳盗铃了。这封救命信，周佛海夫妻很聪明的把它放在了陈布雷那里，所以没被搜走。杨淑慧最牛的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把这封信还给了写信的人，去了他一个心病，换了周佛海一条命。
周幼海第一次见到施丹萍，是在日本，那时候他是大少爷。第二次见到施丹萍，是在和他的上级地下党谈话的时候，他把田云樵放一边，追女朋友去了。施丹萍那时候是著名交际。周幼海不仅猛追，还劝施丹萍脱离风尘，当然，他可没昏了头告诉施丹萍自己是地下党。鉴于施丹萍的出身，杨淑慧带着小两口去看周佛海，让他定夺。没料到周佛海非常同意。后来周佛海病重，给他打杜冷丁，还多亏了这没过门的儿媳妇。过门的事情可是轰轰烈烈。因为他们是在周佛海的棺材前面披麻戴孝成的亲。前三个头是大晚不晌的对着棺材磕的。不过杨淑慧可没亏待自己的儿媳妇，据说第二天凌晨给了施丹萍一钻戒。
周幼海在上海还为地下党买过手枪。他目标太大，一般都是施丹萍出面。前前后后竟然搞了几十把，除了给地下党的，他自己还留了一些。上海解放前，小夫妻二人指挥家中仆人，两人一枪，保护自家。杨淑慧心中欢喜：儿子会指挥打仗了。写到这里，俺不由苦笑，周佛海当年兵权在握，不算别的伪军，一个税警总团就有两万多人，装备比日本人还好，有M1和汤姆森，她也没觉得周佛海厉害。这女人啊，看丈夫和看儿子眼光不一样。解放后，周幼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负责反特，后夫妻因性格不合离婚。一年多以后，潘杨案发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周幼海两进两出秦城监狱，年纪轻轻两次中风；杨淑慧孤苦伶仃，死在上海；已经离婚的施丹萍也被关两年，1980年才平反。
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下达了《对周之友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文中指明：“周之友同志1955年、1967年两次被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公安部派了一个人去照顾他生活，已经另嫁的施丹萍也找了人去照顾他，远在成都的异母姐姐周淑海也常来看他。
1985年7月24日傍晚，周幼海去世。上海市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送走了身穿警服的周幼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