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被绞首三次 李大钊曾是袁世凯“粉丝”？
山南慕北 2016-01-21
李大钊雕塑
李大钊被绞首三次
1927年4月28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被军车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刑者为了延长他的痛苦，特别使用了“三绞处决”法。
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大钊同志等立即处以绞刑。敌人不敢举行公开的审判，而由所谓的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所组成的“军法会审”，竟是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匆忙进行的。当下午大钊同志等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时，更是“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如临大敌。反动派害怕大钊同志及其一同殉难者在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害怕革命人民的力量，他们只敢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地进行这一罪恶的勾当。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绞刑基本废止，对判处死刑的犯人多沿袭旧时广为采用的砍头法执刑。时至1919年，在袁世凯死去以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下令禁止用砍头法执行死刑，国民政府遂从英国进口一架绞刑机，开始改用西式绞刑代替砍头。
从当时的报道看，坐落在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刑场摆设有两架绞刑机，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用时较长。《国民日报》的报道说受刑时“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北洋画报》的报道说李大钊受刑时“二十分钟始绝”。据有关人员回忆，李大钊受刑的时间可能是“二十分钟”的两倍，约有40分钟。当年也被抓进监狱的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回忆说：“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李大钊之所以被施刑时间较长，从当时的传闻和一些迹象分析，应该是刽子手对李大钊实行了古已有之的异常残酷的“三绞处决法”。对此，长期生活、工作在李大钊故乡的原乐亭县文联主席、作家张建国在《伟大的播种者——李大钊的故事》一书的《从容就义》一节曾经作出描写：
愚蠢的敌人第一次把大钊绞昏了，又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大钊同志苏醒过来，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敌人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还是劝他“悔过”。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
敌人的妄想完全破灭了，这才第三次把他绞上去。大钊同志终于为共产主义、为革命献出了他那只有三十九岁的宝贵生命!
此外，张建国在此节又记述道：“大钊死后，他的七窍流血。他生前一个姓周的好友，找了医生，为他擦去血迹，还仍是面貌如生。”
李大钊在受刑时说的话语已无从考究，但“力求速办!”，很可能是他最后留下的声音。
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钊同志战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
李大钊曾是袁世凯“粉丝”？
李大钊与很多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赞扬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绩，一度赞扬袁世凯堪与拿破仑、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等媲美。 多少年来，袁世凯在人们心中是“窃国大盗”，是个奸雄。然而，可能没有多少人之道，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创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李大钊，早年对袁有过一段从真心拥护到公开批判的真实经历。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此时，中国还是实行封建帝制的满清皇朝，而他毕业之时，已是实行民主体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连学校的名称也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改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与很多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力量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力量的同意携手，对国家和民族的中兴有望，充满欢欣。他赞扬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绩，一度赞扬袁世凯堪与拿破仑、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等媲美。当听到日本狂热的侵华主义分子中岛端指责袁世凯是“奸佞小人”、“荣禄的爪牙”时，李大钊毫不客气地一一反驳。究其缘由，李大钊拥袁是有来由的。那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并不像后来那样对袁充满指责的声音，而是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统一”和“稳定”。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能起非常正面的作用。李大钊倾向于以宪政的方式在袁世凯领带下统一中国，也是符合情理的事。
事实上，民国初年的中国，刚从封建帝制转化而来，民众的政治意识也好，精英们的政治意识也好，都处于幼稚的状态。北洋政府一提出宪政，举国上下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的组成人员并无欧美国家政党组成人员那样的综合素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结党”达到“私营”，捞取本党利益的最大化。李大钊对此当然不满意。他认为必须通过一个公认的领袖挺身而出，把这一切理顺，从而建立起完备规范的民主国家体制。而袁世凯自然是理想的领袖之一。然而历史终究要水落石出的。在袁世凯称帝后的1916年2月，应进步党领袖人汤化龙的要求，李大钊从东京回到上海，参与反袁斗争。在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后，他的历史观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英雄史观”变为“群众史观”。他认识到，必须通过启蒙，使民众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力量，将盲目崇拜英雄豪杰的心理转变为依靠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观念。
